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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久麟:雁翼对文学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挚爱与追求


发布时间: 2017-04-24 13:43:43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郭久麟:雁翼对文学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挚爱与追求
——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郭久麟先生访谈录
杨金廷  王红升
 
一、采访的目的
杨金廷:郭久麟先生,您好!又见面了!最近几年,邯郸学院在雁翼研究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批教师参与到了研究中来,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文章,出版了几部著作,立项了30多项省市级课题,最近又创办了《九月》刊物,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我们既然决心做这件事情,就力求把它做好、做精、做优,做出特色,做成邯郸学院的品牌。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雁翼研究需要向深处拓展,需要向广处拓展。因此,我们专门安排研究人员分期分批拜访雁翼熟悉的一些著名作家、诗人、专家和社会活动家。目前,我们已经访谈了成都、重庆、北京的20余位作家和相关人员,下一步还要继续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进一步开拓视野,激发灵感,获取更多、更丰厚的一手资料,把雁翼研究做得更好。
郭先生您是我们拜访的重点人物之一。您是雁翼的老朋友,您与雁翼先生有很深的交往,在雁翼研究上有独特的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国首先写了《雁翼传》,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来拜访您。
郭久麟:雁翼是当代中国、甚至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大诗人,也是一位很有特点、很有个性的著名作家,他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值得很好的研究发掘。雁翼去逝以后,邯郸学院作为雁翼家乡的高等院校,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高度去研究雁翼和他的作品,成立了河北省雁翼研究会,建立了雁翼文学馆,召开了雁翼学术研讨会,老师们近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次杨金廷书记又亲自带领相关教师,不远千里,来重庆访谈,很令我感动。
二、关于《雁翼传》
1、为什么写《雁翼传》
杨金廷:目前《雁翼传》只有您写的一个版本,您写《雁翼传》最初的用意是什么?
郭久麟:我写了许多文学家的传记,但思考最早、动手最早、耗时最长的是雁翼的传记。之所以写《雁翼传》,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他的尊敬和了解。雁翼是从重庆走上文坛的,也有很长时间工作、生活在重庆、四川,我也一直生活、工作在重庆,很了解他。我在川大中文系读书时,准备毕业后写一部新诗史,当时就有计划地研读了现当代著名诗人,尤其是四川的雁翼、梁上泉、傅仇、孙静轩等诗人的作品。1971年他来重庆主编诗集《红岩村颂》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助手,和他在一个寝室住了很长时间,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后来的几十年,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我非常了解他、尊重他,这是我写《雁翼传》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第二,是想对我的传记文学写作和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从小喜欢诗歌和传记,中学的时候读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把一切献给党》《卓雅与舒拉的故事》等传记文学作品,进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又读了《史记》《汉书》及卢梭《忏悔录》等更多的传记文学作品。1976年底,重庆市委宣传部安排我为一位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红军写一篇回忆文章,在交谈中,我发现这位周恩来的前警卫副官对周恩来很熟悉,就鼓励他写一本回忆录。我为他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果然找到市领导,要我为他写回忆录。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天天去采访他,整理出《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一书,市领导把打印稿送到北京寄给邓大姐、童小鹏,我再到北京征求他们的意见。童小鹏文革前曾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他审阅后认为这本书很好,写得很真实,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遵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打磨,送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这可能是写周恩来的第一本传记。这个过程中,四川省委宣传部又让我写一篇关于家乡人民怀念陈毅的文章,四川省、重庆市、内江市委宣传部都派了人陪我到四川乐至县采访。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觉得自己应该写一本陈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写他从四川、重庆到法国的故事,于是就扩大了采访的范围,到北京、江苏去采访了陈昊苏、陈晓鲁以及陈毅的哥哥、弟弟、妹妹等人,这本书于1979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1980年被作为中国60部优秀著作向全国推荐。这可能是写陈毅的第一本传记。这两本书写完之后,时任四川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任白戈同志(1950年代曾担任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书记)要求我写一写渣滓洞烈士,于是我开始写《罗世文传》。因为不了解罗世文,他夫人去世了,他又没有儿女,所以写起来很困难,花了四年的时间,采访了杨尚昆、廖承志、任白戈、廖志高等领导同志和将近100位相关人员。《罗世文传》五易其稿,出版后获四川省和重庆市首届社科奖,评价很高。本拟一股作气,采写《吴玉章传》,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没有写完。这以后,我开始搞传记理论,写了三本传记理论方面的书,分别是《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史》。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写传记时,传主最好是选择那些自己最熟悉、与其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相同或接近的人,如果对传主不熟悉、不了解,写起来就非常困难。我本人是学文的,又喜欢创作,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是诗人作家,而在这些作家中,我跟雁翼接触比较多,对他比较了解,又有很深的交往,而且我对他的成就和人格也很钦佩,因此,我认为应该写雁翼,这样可能在传记文学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杨金廷:您对雁翼很了解,尤其是在一个寝室里住了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个人的一些看法、观点肯定是毫无保留地和您交流吧?
郭久麟:对,是这样。
2、写作《雁翼传》的过程
杨金廷:请谈谈您写作《雁翼传》的过程。
郭久麟:我想写《雁翼传》的想法是一九九八年的时候产生的。那一年新春,雁翼回重庆,我照例去宾馆看望他,我们交谈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他在深圳将近十年的生活、工作、创作,并说他正在约请世界各国首脑写关于和平与发展的颂歌,编一部《世界和平圣诗》,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我被他锐意进取的精神震撼了!他在成都有很好的住宅,妻子和孩子都在成都,他七十几岁了,却一个人舍弃天伦之乐,独闯深圳,住在宾馆,吃在饭店,笔耕不辍,创业不停,奋进不已!我称赞他真是老当益壮。他却说:“每个人都是一座矿山,就看你能不能用知识的钻机,不断地开发生命的矿藏!”这句话一下点燃了我的灵感!我一下想起我这二十多年来同他的接触和了解,我一下想到,我最应该写的人物是他!于是,我对他说:我给你写一部传记吧!他说:“好啊,我回去后把《雁翼选集》和所有能找到的著作给你寄来。”当时他家乡河北省的花山出版社正准备出版《雁翼名作系列》丛书。果然,他回去不久就把这些书全部寄来了,还寄了许多报纸、杂志上刊载的评论和采访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你要写《雁翼传》,就把这些书和剪报寄你参考。相信你一定会突破一般的传记的写法。人,是多种感情的载体,有美,也有丑,我亦然。《圣诗》出版后,我会去渝和你长谈。”看了他这封信,我觉得他的传记可以写出特色,写得很好!
杨金廷:为什么?
郭久麟:因为当前传记作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传主亲人不太理解传记要真实的原则,总想把传主写得十全十美,而不愿传记写传主的缺点,这样写起来就很麻烦。雁翼能大胆承认自己有美也有丑,这就说明他同意既作者写出他的美,也可以写出他的丑(即缺点和错误)。这就给我写出真实的雁翼创造了先决条件。(遗憾的是,由于《雁翼传》尚未出版他就去世,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
杨金廷:这以后你就开始写作了吧?
郭久麟:我还做了几年的准备:一个是深入采访他,一个是阅读他的著作。雁翼有几次回重庆,来了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采访他,他给我系统而详细地讲他的经历和创作上的甘苦。后来他在北京编《世界和平圣诗》,我几次到北京出差,都去采访他。有一次到北京,我冒着风雪到宾馆去看他,他非常惊喜,专门炒了两样我喜欢吃的菜,和我谈到大半夜。春节他回成都,又请我去他家中采访。在成都我还采访了他的夫人徐靖,徐靖还送了她出版的散文集给我。2002年春节我去成都采访他,他说他写了一个自己的回忆录,叫《第三个档案袋》,让我全部拿去自由使用。在这期间,我读了他几乎全部著作和有关评论,还看了他写的回忆录,然后进行酝酿和构思。直到2003年初,我才正式开始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不了解的地方,就在电话上采访他,这样,一直写到2004年4月,写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出初稿后,我于2004年8月送他修改。他在仔细审读并修改了稿子后,在打印稿封面上批道:“《雁翼传》是你的作品,我只是你写作的材料,我只看你材料用得实不实,其他是你的权力,我不能干涉。”我按他的批改对传记作了修改润色。他即帮助和指导我联系出版社,并要求子女资助传记出版。
3、写作《雁翼传》的体会和经验
杨金廷:请谈谈您写作《雁翼传》的思考和追求,以及您在写作中的体会和经验。
郭久麟:雁翼在与我交谈和给我的书信中,多次提出希望这部传记要有突破,能写出新水平。我也渴望能写出高水平的优秀的传记。我想,要突破,首先是要写出传主真实的、丰富复杂的人物性格,写出他的优点和成就,也要写出他的弱点和缺点;还要写出人物丰富的感情和内心世界,塑造出富于立体感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所以,我在写作时,就尽量真实地写出他的经历和作为,写出他的内心和灵魂,写出他的优点和缺点。如写他对刘柳根的误解,和薛保成打架,等等。
其次,是要写出他周围的人物和环境,写出促成他从一个只读过一年小学的农村孩子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诗人的主观条件、客观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从而通过雁翼的成长写出这个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以及时代的发展变化,又透过这个时代更好地揭示出雁翼的独特性和典型性。
因此,我在写作时,就不但写出了雁翼成长为著名作家的主观上的原因,即他对文学的犹如飞蛾扑火般的挚爱与追求,他不倦地深入生活的热情,他对诗歌艺术和语言的刻苦磨砺,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天分。而且还注意形象地展现促成他成功的客观环境和时代社会条件,就是他生活的家乡、部队、文坛——他所处的大变革的伟大时代,因此我在传记中生动地描写了雁翼的母亲、爷爷,雁翼的战友,雁翼的众多的文朋诗友,包括郭小川、艾青、李亚群、章怡和等人,以及文革中迫害他、支持他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其三,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还要有文学的立意、构思,文学的描写和文学的语言。写《雁翼传》,我主要突出一个主题,即雁翼是如何从一个小八路成长为一个大诗人;而在叙述时运用散文的语言,即带有感情色彩的流畅、典范的书面语言,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则运用小说的笔法,比如四老笨叔一节,就写得非常生动、形象,运用了小说的描写,但是人物、事件、情节,又是真实的:
四老笨叔是雁翼的邻居,别人都叫他四老笨。可是,他却是绝顶的聪明,不仅是聪明,还非常灵巧、机智。他不但会学鸟叫,会编鸟笼,还会捕捉鸟儿。每年春夏,他都会捕捉各种各样的鸟,如鹌鹑、黄玉、画眉、鹦鹉、红脯等,装进笼子里,提到城里去卖。到了冬天,他又捉兔、捕獾、逮黄鼠狼、挖地老鼠,他自己把肉吃了,把皮拿去卖。雁翼小时候经常到他家去,看他钓的鱼、捕的鸟、逮的兔。雁翼尤其爱看他编鸟笼、织鸟网、做木笼、削鸟哨。四老笨叔编鸟笼不用竹,不用藤,而用垂柳枝、榆树条。他编的鸟笼也各式各样的,有圆的,有方的,有扁的,有两层楼的,有三层楼的,还有里间外间的;他还在笼子上做了花,花也做得各式各样。最有趣的是他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鸟哨来引诱各种鸟儿。四老笨叔把安了机关的特制鸟笼挂在高高的树梢上,笼子的下层装上画眉或黄玉鸟,作诱饵。他躲在暗处口含鸟哨吹出那笼中鸟儿的叫声,那笼里的鸟儿就跟着哨声唱起来。野飞的鸟儿听到歌声,就飞来同笼中的鸟儿对唱起来,然后又欲去亲近笼中的鸟。就在它钻进笼子上层的时候,“咔嗒”一声,笼子的门自动关上了。这时候,雁翼往往会高兴得跳起来。
……不久,雁翼看到了四老笨叔同财主的真正的斗争。一次,四老笨叔捉鸟时,踩坏了当地大地主兼区长孙镇南的豆棵,被区小队长叫去臭骂了一顿,他气得几乎要把鸟笼砸了。不久,孙镇南家要立碑挂匾,那阵势好威风。揭墓拜祖那一天,队伍拖了一里多,披红挂采的孙镇南被县里和区里的头面人物簇拥着,抬着为其祖先准备的大供来到祖坟前。谁知,祖坟新立的碑前,早已供上了狗屎做成的供品,碑上也抹上了狗屎。那些县区的头面人物和区小队的官兵们,一个个哭笑不得,孙镇南当场就气昏过去了。最后,区小队忙乱一阵,把狗屎供搬走,把狗屎碑洗了,草草祭拜了一场。但是,姓孙的脸面却丢尽了。
看了这场大笑话,雁翼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四老笨叔的影子,浮现出他所讲的智斗财主的英雄长工。雁翼高兴地对爷爷说:“爷爷,爷爷!这肯定是四老笨叔干的!”雁翼以为爷爷肯定会赞同,谁知爷爷却劈头给他一巴掌,骂他:“你这混帐东西,不许胡说!”然后又把他推进屋里,把门关上,这才对他说:“你怎么敢乱说!四老笨叔已经被孙镇南的区小队抓去了,正在拷问。四老笨叔一口咬定不知道,要他们拿证据。你这样说,不是正好给了他们把柄吗?!”
这天晚上,雁翼上床后一直没睡好。心里老担心着四老笨叔的命运。正朦朦胧胧要入睡,突然又被街上的喊叫声吵醒。原来是孙区长的场上被人放了火,一阵忙乱之后,火扑灭了,但是,四老笨叔却偷跑了。人们传说,火是四老笨叔放的。也有人说,火是他的朋友放的,为了把区小队引开,然后从房顶上把他救走的。
四老笨叔走了,从此音信杳无。但是,他却把一个聪明机灵而又敢于反抗的英雄榜样树立在雁翼心上,也把深切的思念留在了雁翼心头……
三、与雁翼的交往和编辑《红岩村颂》
1、与雁翼的交往
杨金廷:请谈谈您与雁翼的交往。
郭久麟:在现当代作家中,我和雁翼接触比较早,交往比较多,光跟他在一起就有大半年的时间。那是1971年的时候,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重庆市宣传部门请雁翼回重庆编辑诗集《红岩村颂》,他想找几个人协助。因为这之前我在《重庆日报》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等作品,也算一个较有名气的作家,《重庆日报》的编辑就向他推荐了我,雁翼同意了。当时编辑组的人,除了我,还有部队、工厂来的三四个同志。我们在雁翼带领下,一起到奉节长航,到重钢,到嘉陵厂等发动群众写歌颂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和视察的诗歌。诗歌收集上来以后,我和张继楼、徐国志等先初审,认为好的再给雁翼看。除了收集群众的诗歌,雁翼还要求我们编辑带头写诗。雁翼写了《上党风云》组诗,我写了政治抒情诗《红岩路上放歌》。在编《红岩村颂》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他很少回家住,我们两人经常住在一个寝室。有时候他也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夫人徐靖同志就给我们做小米稀饭,还请我们喝酒。在那段时间里,他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在编辑《红岩村颂》的过程中,雁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以后,他去成都创办《四川文艺》并担任主编,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他也选了我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来他到上海《文学报》当主编,他来信叫我给他寄一些作品,他选发了一些。他有了新的作品也寄给我。他每一次回重庆来,当年跟着他一起编辑和朗诵《红岩村颂》的人,知道了,就会互相通知,大家一起到宾馆去看望他。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热爱雁翼,关注着着雁翼。
2、雁翼编《红岩村颂》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
在编《红岩村颂》时候,我们征集到了很多诗歌。记得一位作者寄来一首诗,我看了感觉写的不错,他是一个电机厂的工人,这个工厂就在红岩村旁边,他的诗中写他们的电机即将送去非洲,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把红岩村的灯光也装上”。我觉得有诗意,就给雁翼看,他高兴的说:“不错,不错,你写封信把他叫来,我和他谈一谈。”我就写信把他叫来了,雁翼就和他谈怎么进一步修改,最后给发了。这个青年是一个转业军人,叫王长富,这是他的第一首诗,后来他出版了诗集,当了重庆一个报社的副总编,再后来还当了香港《文汇报》重庆记者站的站长,这首诗一下就把他带出来了。
像这个青年人一样,由《红岩村颂》的年轻作者后来成为诗人作家、编辑的,我认识的就有十几个,其中跟我交往比较多的就有好几个,像焉光中、王崇仁、张太超、沈国仁等。
3、《红岩村颂》活跃了重庆当时的文化生活
1972年春天,《红岩村颂》编辑完成了。出版以后,雁翼就发动群众演员举办了三次朗诵会。每一次都是近千人观看。这在当时很不得了,因为当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搞了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化活动,确实活跃了当时的文化生活。
四、郭久麟眼中的雁翼
1、雁翼为人真诚、坦率、热情、正直、宽容,不整人,不害人,不记仇,他乐意帮助人,特别是乐意帮助年轻人。
杨金廷:首先想了解一下您对雁翼性格特点的认识。
郭久麟:据我对雁翼的观察和了解,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当然,他首先有共性,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共性,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革命、对党、对事业的忠诚,热心深入生活,努力为人民写作。
雁翼性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为人很真诚,很坦率,很热情,热心帮助人。前面提到他热心帮助年青人。他有一首《绞滩船》,很能代表他这种大爱的精神,船走不动了,绞滩船就及时在上面拉一把,在别人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他的一生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与人为敌,尽量拉人一把,尽量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多做有用的事情,多做帮助别人的事情。他家乡的青年写了小说,雁翼给他写序,出版面临一些困难,雁翼又帮他送到出版社,拉他一把,扶持他一把。雁翼就像他写的绞滩船。
雁翼很正派,很正直,眼里夹不得沙。这表现在对歪风邪气,对肮脏污浊的、不对的东西,都很反感,敢于出面抗争。他身上有一种豪侠之气,爱打抱不平。1959年他回家乡,看到家乡农民出外要开条子才能出去,很气愤,跑去找当时的公社、县政府,提意见,人家当面答复说好好好,立刻改,可等他回重庆,县政府的检举信却来了,告他反对当地领导。为这些,他也与重庆文联和作协的一些领导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其次是他不整人,不害人,也不记仇,不报复。在晋冀鲁豫军区党校里,他亲眼目睹一些干部之间的相互倾诈和批斗以及对自己的诬陷和伤害,使他产生了不愿再干政治工作,而集中精力读书写作的念头。他在阅读中思索,决心向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离开官场中的那些争斗和暗算,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因为他担心,当了官,难免要领导那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就难免伤害人。不当官也可能受别人整,但至少可以不去整别人。但是,他又很大度,宽容,不记仇,不报复,即使别人整过他,他也不计较。文革前重庆有一位业余作者,写了一些诗歌,经常到雁翼楼去请教。文革初期,雁翼从成都到重庆坐船到上海去躲避批判和武斗,经过涪陵的时候,这个青年看到他以后就去给造反派告了密,雁翼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惨遭蹂躏!运动后期雁翼担任《四川文艺》主编,这个人又寄诗给他,雁翼明明知道是这个青年告的密,给他造成了重大伤害,但雁翼觉得他的诗可以用,照样给他发表,完全不与他计较。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还有,雁翼还善于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把挫折变动力。别人对他的误解、误会、冤屈,他会把这些误解、误会、冤屈当作一种反面的动力!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你越批判他,他越坚强,他是越挫越勇,他越受到打击,他的反抗力、前进的动力越强。他说,“别人批判了我,我反而要更努力地工作、写作、学习,我把这些批判当作反面的动力,你错误地批判我,我反而把它作为一种鞭策的动力。”
当然,人无完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婚姻爱情的问题上,他是有不少挫折的。
2、雁翼对文学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挚爱与追求
杨金廷:雁翼对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郭久麟:雁翼有许多不同于他人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说,他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对文学的挚爱,对文学有一种飞蛾扑火、矢志不渝的热爱和追求。
1950年代初,雁翼在铁二局文工团当团长,待遇很好。但他要当专业作家,就把关系调到了重庆作协。关系转到作协之后,作协办公室主任对他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是没有工资的。他大吃一惊,就问:怎么会没有工资?人家说你调来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没有工资。他问:某某、某某他们也是作家,怎么有工资?主任说:那几个人是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有行政职务,他们拿的是行政工资,不是拿的作家工资。主任还说:如果你不愿意,可以把你的关系转回铁二局。雁翼一想怎么能回去呢?不拿工资我也要当专业作家!所以他很多年一直没有工资,一直到1960年左右,因为国家经济困难,稿费太少,难以养家糊口,才重新给他发了工资。没有工资也要当专业作家,这种一般人就办不到。但是他不计较这些,没有工资也要干,也要留下来当专业作家——因为他太爱文学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文学创作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关监狱,进牛棚,戴手铐脚镣。但是,即使在狱中,他也深入仔细地观察生活,默默地记下狱中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记下狱中墙壁上的打油诗,出狱以后把它们记下来,而且出狱以后他又从事文学工作了!
对文学的挚爱还表现在他创作上勇于探索创新。1950年代,他刚开始写诗,把诗寄到《四川文学》,很久没有回音,他就去见《四川文学》编辑。这位编辑对雁翼讲,你别写诗了,诗是文学中最高的一种艺术,以你的文化水平,就不要写诗了吧,写点小说、散文还行,因为你走过曲折的革命道路,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出来。诗歌你不一定能写好。雁翼听了很反感。他心想:我热爱诗,为什么不写诗!我就是要写诗,还要写出好诗!他很自信,很爱诗,他拼命学习,拼命写诗,然后寄到全国最高水平的杂志《人民文学》,结果真给他发表了,重庆出版社还很快就给他出版了诗集。他就是有这样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你说我不行,我非要写。他很有自信,对自己的文学才华有自信。他雁翼确实有写诗的才华。他年轻的时候写新诗,后来写十四行诗,晚年写哲理诗,三行的、四行的很短的诗。各种诗歌他都去尝试,儿童诗、叙事诗、爱情诗、哲理诗、写商人的诗都写了,并且还都写得不错。
他热爱文学,敢于大胆探索。他不仅写诗,还写散文,写小说,写话剧。他的第一个话剧《风雪剑》写的是燕赵著名的人物、抗日英雄范筑先。后来写电影,第一部电影是《十月的风云》,几天几夜不休息,甚至忘了吃饭,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写完后他才美美的睡了一天!然后马上送到峨嵋电影制片厂,领导看后非常高兴,马上确定要拍摄,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部反映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影片,写得很成功,得了很多奖。他还写了历史著作——《雁翼说古》,这也是一般作家写不出来的。他读了很多的古典文学作品,对历史有独特见解,并能很好地把它写出来,他善于挖掘读书中的体会。更难得的是,他还写了文学理论文章,甚至美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这是一般的作家都很少涉及的。他说,他之所以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当时他受了批判,1958年批判他,1959年批判他,他觉得他们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水平的,没有说出道理让他自己心服。他说,我要反驳他们,这就要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美学呀!而且,他认为要写好诗也应该研究诗歌理论,诗歌美学。于是他就开始读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方面的文章,以后就写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章,还到国内外的高校去讲学。他是文坛多面手,他的写作范围涉及非常广,各种门类几乎全部接触,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文学理论、历史研究都接触。他的才华发挥得很好。这都缘于他对文学挚着的爱,不倦的爱,奋不顾身的爱!当然,这与他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3、雁翼酷爱读书学习
杨金廷:雁翼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更热爱文学。因为热爱文学,才激发了他不懈的学习、不懈的追求,他一生都在学习、一生都在追求,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挫折,从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这一点值得当代青年人学习。请您谈谈这方面具体的情况。
郭久麟:雁翼非常喜欢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每天都要看书,晚上12点钟以后还要看书。1972年,我们到奉节航道段组织工人群众写诗,我与他住一个房间,他每天晚上看书写作到半夜。他还跟我讲,一个诗人,没有读很多的书是不行的。要想当一个好诗人,好作家,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化水平提升到大学教师的水平。所以他不但在年轻时读了很多书,而且一生都在读书学习。50年代他在泸州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因为人事、政治上的原因被闲置起来了,他就抓住这半年多时间拼命地读书。他读书与别人不同,读一位作家的书,就把他全部的书找来读。如读高尔基的书,就把高尔基的书全部找来,对高尔基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看别人的评论,就以自己的直觉来理解。在学习过程中,他还善于思考,比如,读了高尔基的书,他就思考:高尔基写得最好的是《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而不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4、雁翼的大爱精神
杨金廷:我一直觉得,雁翼从一个小八路成长为一个大诗人、大作家,体现了他的一种大爱,也包括你讲的他走到哪里都能对青年诗人给予无私的帮助和提携,他相继走到一些地方,办了一些刊物,每办一个刊物就推出、带出一批新的诗人或者作家来,这也体现了他的爱心。关于雁翼的大爱精神,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您怎么理解这一点?
郭久麟:雁翼身上的大爱精神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他对家乡的热爱。雁翼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很强烈、很突出,他的大量作品都是以家乡为题材的,他经常回家乡,也为家乡做了许多事情,他的家乡情结在我采访过的作家里面是很突出的。
雁翼对文学青年的扶持也是他的一种大爱。刚才讲到,文革前,许多青年都喜欢到他家向他请教。编辑《红岩村颂》的时候,许多作者都是业余诗人,水平不是很高。看到一些不错的诗,就让我们把作者请过来,他就对这些人进行认真的指导,跟人家讲怎么写、怎么修改,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改作品。他也经常帮助我修改诗歌。现在重庆的知名诗人中,有许多都是从《红岩村颂》走出来的。他对家乡的文学青年也是一样,家乡有一个青年写了很多本书,雁翼一本一本的推荐出去,现在他家乡的文学氛围很浓厚,出了很多作家作品,这和他的热情帮助有很大的关系。
雁翼就是这样,他一方面水平高,再就是为人很真诚、很热情。
但同时,他又不记仇。前面提到,原来那个青年喜欢写诗,经常向他请教,可文化革命初期却恩将仇报,给造反派告密,雁翼被抓起来了,但后来雁翼还是照样发那个人的诗稿。善待别人、不整人、不害人,别人整过他,他也不计较,这也反映了他的一种大爱精神。
另外,雁翼还有宽阔的胸襟,宏伟的气魄,有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很关心文学事业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发展,关心中国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他写了许多中外友好和交流的优秀的诗篇。他为中外文学交流作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第一,1984年在石家庄创办大型综合性杂志——《华人世界》,为海内外华人交流提供一个园地;第二,1988年参与筹建了华人诗人的纯文学性的国际文学组织——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推动华人和华文诗人更好地走向世界;第三,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的活动,为大会写了《诗人的宣言》和《爱的旗帜》;第四,在深圳组建英国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并创办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刊物《华人世界》,为世界华人的文化、经济及科技交流服务;第五,与世界诗人大会主席罗斯玛丽·魏尔金申一起,发起、策划、主编并出版《世界和平圣诗》——这是他晚年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约请全世界各国首脑以诗和箴言的方式祈愿、呼唤和赞颂世界和平,并用全世界最主要的六种语言同时翻译出版,这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在世界人类和平运动史上,在世界诗歌史上,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在送我这部烫金封面的煌煌大著时特别对我说:“一些国家的人想拿到他们国家去出,我坚决不同意!我是个荣誉军人,残疾军人,我的腿是在战争中受伤的,我非常仇视战争。我一定要让《世界和平圣诗》在中国出,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民族!”为编辑出版这部圣诗,他不但耗费了四、五年的时间,而且还拿出了自己多年积蓄的稿费!这部圣诗,包含着雁翼先生对人类和平的向往,更包含着他的国际主义胸怀,包含着他对全人类的大爱!
杨金廷:您谈的确实很好。从雁翼热爱家乡、热爱文学的活动中、从他的大量诗篇中,都可以看到他热爱国家,热爱祖国。尤其编《世界和平圣诗》确实不容易,想到这件事、去做这件事,都不容易,而他却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做成功了!真了不起!他确实是热爱和平,期望在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人类能够和平发展。
5、雁翼的成长因素
杨金廷:雁翼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大诗人、大作家、社会活动家,您认为这里边有哪些因素的作用?
郭久麟:我觉得,雁翼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大诗人、大作家,主要的因素是:
第一,是时代社会的客观环境:
雁翼是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起来的,起初没有多少文化,没有读过多少书,从小八路到作家,他的道路值得研究。我在《雁翼传》序言里说,一个攀登者能够攀登到什么高峰,一个勤奋的人能够做出多大的成就,从雁翼身上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走过的道路。我在写作《雁翼传》的过程中注意到,时代的变化和他周围环境的变化影响个人。雁翼小时候,他的母亲、他的老奶奶、他的爷爷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老祖宗颜回、他的家乡燕赵大地慷慨悲歌的英雄传统、儒家孝道思想,都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的母亲很艰苦地把他养大,他参军后有一次受了伤,母亲不知怎么竟然找到了他住的医院,那个医院离他的家乡很远啊,一个女人竟然走那么远的路找来了,母亲为了儿子什么都能做得到。他小时候有一次去读书,受了富人孩子的欺负,回来哭哭啼啼的,爷爷对他说:“不许哭,哭什么哭?别人欺负了你,你就不能软,你要拿着棍子打回来!但你不能欺负别人。”这种性格也影响了雁翼。还有家乡淳朴古老的文化,山歌民歌,老奶奶唱的一些调子,老人讲的故事,这都是对他的培养和熏陶。
参军后,部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讲过一件事情,部队有一个俘虏过来的战士,被人瞧不起,后来失踪了,有人说是叛逃了。去这个人家里找,家人说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在一次敌人打来的时候逃不掉,他拉爆了手榴弹,炸死了好几个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我在传记中还写了一位营长的故事:一次,他与一班战士在一起,突然敌人扔进来一颗手榴弹,为了保护战士,他抓起手榴弹扔出去,自己冲上去扑到手榴弹上面,战士们安全了,可他自己却被炸成了残废。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他,为了不给爱他的人和战友们增加负担,他自杀了。还有一个团长对他帮助很大,在淮海战役中,这个团长为了减轻双方的损失,两次走进被我军包围的阵地去劝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第一次成功了,敌军起义投诚了;可是第二次,却被顽固不化的蒋军将领给打死了!还有他入党的事,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入党是怎么回事,就是看到一些战士有时候偷偷出去开会,他问怎么不叫我?别人说,那是党员开会,你不是党员。他说:我怎么不是共产党员,我早就是党员了,他认为参加八路军就是党员了。后来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被敌人包围了,好不容易突围出来,但团长的马却没有跑出来。他觉得自己是警卫员,团长的马背上可能有重要的文件,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冲进已被敌人占领的村庄,把团长马上的皮包抢了出来,跑回部队时,连自己受了伤都不知道!从医院回部队后,排长问他: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你为什么去抢救团长的马?又没人叫你去。雁翼回答说:这是我的任务,团长的马没有出来,我就必须去抢救出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死,没想其他的事。第二天他被批准入党。他这种淳朴的党性就是在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部队的英雄主义精神,是部队教育战士学文化的优良传统,培养了雁翼,哺育了雁翼。
我写《雁翼传》,就是想写出农村肥沃的土壤怎样培养出雁翼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部队的革命的大家庭又怎样赋予他坚强的灵魂,部队是如何使他懂得爱祖国、爱人民,懂得为了国家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部队也教他学习了文化,并给了他丰富的、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
第二,是他个人的主观因素:那就是他对文学的挚爱,对文学的痴情;他的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刻苦钻研写作的技法、手法和语言,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追求,对多种文学形式的追求和把握;还有,就是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天才,或者说才华吧!我认为,写诗,写小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才华的。其实,从事艺术创作、艺术表演、体育竞技,等等,不也都要靠一定的才华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才华,特殊的兴趣和爱好,关键是要找到、认识到并充分发挥好自己的才华!而雁翼,正是在1950年代初期,意识到了、发现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特殊的才华和爱好,并不顾一切地、甚至于连一个文工团长的团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职权都可以放弃,而去当一个没有工资的专业作家,去全心全意地写他的诗!他把他文学的才华充分地、持续地发挥出来了!
正是这主客两方面的结合:他个人对文学的挚爱、才华以及刻苦的钻研和奋斗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他的培养、熏陶和对他的要求融合起来,造就了雁翼!我想通过雁翼从一个贫穷农村的孩子、一个八路军战士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的坎坷经历和曲折道路,见证了中国从一个被视为东亚病夫的落后贫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长为一个举世惊叹的世界性强国的历史!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促成了、带来了他的进步和成长;反过来,他的进步和成长也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见证着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弱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历史:他小时候,中国是一个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弱小的、贫穷的国家;是他和战友们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又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那么多的曲折和探索,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了世界强国。
这就是我想通过《雁翼传》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也是我想通过《雁翼传》所表现的主题。
五、关于雁翼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杨金廷:您作为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一直在勤奋创作和科研,您写的周恩来、陈毅、柯岩、张俊彪等一些传记,您的传记研究著作和其他作品,以及别人研究您的文章等,能不能完整地给我们一套?我们放到雁翼文学馆作为一个专柜,通过我们的阵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您。
郭久麟:谢谢您和邯郸学院对我的关心、支持、帮助。您提到的这些资料,我会尽快整理出一套寄到邯郸学院。
杨金廷:另外,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在《雁翼传》完成后还写了什么作品?
郭久麟:好的。我在写完《雁翼传》之后,又受邀请写作并出版了《从牛圈娃到大作家——张俊彪传》和《柯岩传》,最近又完成了《梁上泉评传》。这三部传记都是写的当代著名诗人和作家,他们都在诗歌、小说、戏剧影视创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每部传记都是40多万字,比较全面、系统而又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传主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及其取得的文学成就,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和命运。
另外,我还撰写并于2009年出版了传记文学理论著作《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这部40多万字的传记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前会长、中国青年出版社前总编王维玲先生说,该书“对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作了历史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和评价,对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的精品作了比较、分析、综合、归纳,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传记文学评论家全展认为此书“具有宏阔的学术气象、扎实的理论品格以及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2009年以后,我还同深圳文联前主席兼书记张俊彪主编了《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这部超大型史典达170万字,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全国几十年的文学史撰写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按文学文体结构史典,即按文学文体安排编章,每一篇写一种文学文体的百年历史;其二,文学文体的划分也完全是创新,是按我提出的文学文体七分法划分,即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七大类,每个文体写一部百年发展史;第三,该史典不但写了中国大陆的百年文学史,还专辟一篇“二十世纪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文学史”,篇幅长达30万字,表现了宏放的学术眼光。我不但提出提纲,统稿,并执笔撰写了其中的二十世纪诗歌史和传记文学史,共约50万字。
同时,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为传记文学正名,即提出传记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这两部史典都是我为传记文学正名所作的重要工作。我还写了多篇论文阐述“传记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的观点,今年初我在《文艺报》发表了《传记文学应该是独立的文学文体》一文,是我为传记文学正名的又一工作。我希望通过我和传记同行们的努力,让文学界能早日认同这一观点。我还准备写几部著名人物的传记,并为自己写一部长篇回忆录。总之,我争取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杨金廷:您在古稀之年还坚持创作、开展科研,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对您表示祝贺。希望我们邯郸学院的老师能够更多地研究您和您的作品。
郭久麟:谢谢!
杨金廷:今天下午您谈得非常好,内容很丰富,使我们对雁翼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有了更为立体化、更为生活化的认识。通过访谈,雁翼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逐步活起来了,不像原来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位大诗人、大作家,写了多少诗歌、多少散文、多少剧本,在某种程度不是一个立体的形象,现在雁翼逐步成为了一个立体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起来的形象,这对研究一个人来讲很重要。非常感谢您!
雁翼研究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做年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做雁翼年谱需要雁翼家人的配合,雁翼先生的四子雁鹏很支持,去北京访谈贺敬之、徐怀中的时候与雁翼先生的女儿颜小鹂谈,她也非常支持。我们还准备找雁翼的档案。刚才您谈到雁翼给过您一本他的《第三个档案袋》,希望能复印一份给我们,作为雁翼研究的基础性资料。
最后,由衷地祝您身体健康,祝您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
郭久麟:谢谢!我也预祝邯郸学院的雁翼研究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新的成果!预祝邯郸学院发展得越来越好!
 
                             本文原载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1期
作者简介:
【采访者】杨金廷(1958—),男,河北临漳人,河北省雁翼研究会会长,邯郸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红升(1969—),男,河北峰峰人,河北省雁翼研究会秘书长,邯郸学院文史学院院长,教授。
【受访者】郭久麟(1942—),男,重庆市渝中区人,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授,著名传记文学作家、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