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光临本站!
您现在正在浏览: 首页 » 雁翼作品 » 正文

雁翼自传(一)


发布时间: 2017-04-29 13:59:06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第三个档案袋
(雁翼自传)
小序
据说,耶稣教徒死后都背着一个袋子上天,向上帝交待他一生的功和罪。而现代中国人信耶稣教的不多,死后也没有向上帝交待的义务,但背上的功与罪的袋子是有的,而那袋子不是交给上帝,而是被一个统称为“组织”保管着,遇见什么运动或提升或受处分就打开来,把袋子里的称为罪的材料拿出来,交专门机构审处。这可能是中国人其所以叫中国人的特征之一。
我原来并不知道那袋子的厉害,直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字报”、传单和小报上到处是我的各种各样的罪行,那些罪行多是没有影子的,怎能没有根据的胡编乱造!细打听,才知道那些罪行材料多是权威人士传出或从我的档案里抄出,我出了好几身冷汗,看来,我一直尊重和信任的组织不象我信任和尊重的那样好、那样圣洁,怎么能把不真实的材料当作我的真实装进我的档案呢?原来一些检举信一些调查材料,并没有经过我证实也装在档案里了。因运动因工作安排我也查看别人的档案,那里面的自传,自己填写的表格看来是真实的,而那些检举信、调查记录等等,就不一定真实!但我曾根据那些文字左右过一些人的级别升降和工作安排。看来我也因偏信那些材料造成过别人的冤情,这是很值得惭愧的。
我没有看过自己的档案,甚至我被处分的决定也没有被允许看过。那么我左右过他们命运的一些人,他们也不会看过自己的档案。
我和别人不一样的是除了由“组织”保管的档案袋之外,还有各种报刊和书籍对我作品和人的评说,粗略计算起来大约有一百多二百篇,上百万字了吧!这算是我的第二个档案袋吧?
我现在决定写出我的第三个档案袋,写出第一和第二个档案袋里所没有的真实的我。我今天七十四岁了,古稀之年还怕什么,还存什么顾虑,把七十四年的生命真实记录下来,也许对有心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人能提供一些材料,因为我的功或过都和社会相连系。我的整个一生属于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的七十四年岁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什么?有美也有丑,有善也有恶,有功也有罪。但我不后悔。
这部书稿从一九八0年开始陆续写成,因为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感激在惭愧在悔悟中渡过,这部书也可称为惭愧录。
 
二OO一年四月二日于北京
 
1、生命的硬度
潜意识不仅是心理学的,更是文化学的而且是最大众的,它深藏在人们心灵底层,它所含有的各种意念都具有神秘的生命力,有的在沉睡有的在醒来,证实或辩驳命运中的某一种遭遇。直到这种时候你才会明白,你不信神也不信鬼,却没有力量摆脱“命定”一个词的纠缠。而那“命定”的种籽,从你生命之始就埋在你心灵的土地里了。我出生于一九二七年农历的五月十一日午时,我不知道这个日子这个时辰在中国古老的文化里有什么神秘的含意,只知道从此我被母亲和老奶奶定为“这孩子命硬”。也许这和我生的时辰并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母亲生我生的太艰难太痛苦。据说,母亲生我时正坐在蒲团上纺线,突然痛疼难忍,打算爬起来躺到坑上去,但她却痛的昏在地上。三岁的哥哥吓哭了,跑出门外喊老二奶奶。老二奶奶来到我家,我已生下,躺在血泊里没有一点声音,而母亲仍在昏迷中。老二奶奶显然认为先救母亲要紧,待把母亲抱到坑上救活,再来抱我时,据说我竟自己吐出了口里的胎物,没有等老二奶奶打我的屁股就大哭出声来。后来老二奶奶常向我叨唠我生的情形:算你的命硬,还趴在血里等着,  不得不先救你娘,不救你娘,救活你你也活不成,不过,也是你命硬,暗里有神护着。
也许母亲信老二奶奶的说法,叫我看主要是忙,忙纺线忙织布忙耕种那三亩沙窝地,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管我。因此从我生下来就被装进沙土布袋里,除了每天喂我几回奶就再也不管我。任我拉任我尿任我哭任我笑,就全渗进沙土里了。奇怪的是我真的如老人说的那样“命硬”起来,八个多月时我不安于总是躺在炕上,拖着沙土袋子从炕上滚到地上,不仅没有摔得头肿眼青,还挣扎着从沙土袋里爬了出来。当我第二次从炕上滚下来,从沙土袋里挣扎出来,竟然会扶着炕沿站立起来,并且扶着炕沿迈开双脚走动了。母亲望着我,脸上浮出了我没有看见过的笑,但她没有停止手摇纺车轮,望着我从炕沿走到墙根边,又扶着墙走到了屋门,但我没有力量,不,我不知道怎么样迈过门限。母亲这才走过来,帮我迈出了屋门,然后放开了扶我的手。似乎我从母亲的喜悦表情上理解了她的鼓励和信任,我没有伸手再扶墙,而是伸向上方,自己走动了。
从此,我离开了代替母亲管理我的沙土袋,用双脚走向了独立。只要我不给忙于干活治家的母亲找麻烦,母亲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管我的。于是我爬树捉蝉,我爬梯从屋檐掏雀,却不慎被蝎子刺了手,痛得我从梯子上滚下来,母亲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而是用针挑破我的手指头把蝎毒和血挤出来:“你命硬嘛,还怕小蝎子!”让我自己也认定自己“命硬”的是我两岁半的一件事,爷爷从后坑里拉土垫宅子,由于比我大两岁地小叔的死,爷爷变得特别爱我,他拉土也把我抱在车上。当把土装满了车,又培成上窄下宽型,爷爷又把我抱上了车,如骑马一样让我骑在土脊上。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长工摇鞭赶骡子猛力拉车爬出土坑,那车子的猛度却把我甩下了车而且甩在车轮的前面,猛奔的骡子是停不下来的,车轮便在我头上急滚而过,爷爷和赶车的长工吓得脸都黄了,而我却安然无事,爷爷抱起了我,见我并没有被伤着,眼里含着又是哭又是笑的泪水一直把我抱回了家。而老长工却叨唠着:“这孩子,真命大,一串火星在我眼前飞过,那定是有神暗中护着。”从此全村人都传开了,说我命硬得车轮也轧不坏脑袋。至于老长工的说辞,现在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被事故吓昏了,昏得眼冒火星;二是他故意编造,以买爷爷的好,逃避责难。
从此,我的“命硬”或“命大”之意识便埋在了我心灵的土地里了。我并不是说我迷信这种意识,我只是想说在我生命旅程中,凡遇有“死”的危险时,那“命硬”、“命大”之说便从潜意识里跑出来和我暗中对话。从理性上说我是不相信命运之说的。因为我是唯物论者,但在死之危险面前,许多情绪活动是说不明白的。我这一生灾难多多。和死神相遇和交量的次数也多多,每一次都有“命硬”、“命大”从潜意识里跑出来给我支持。爷爷死时那次手榴弹爆炸就不说了,因为我在<作家的童年》一书里已经说了。这件事在我村十里尤其是在我家族中震动很大,更认定我的命硬命大了。因为那颗手榴弹是我误拉响的,又是在我面前炸开的,却没有伤到我,反把洪乐、洪章两位哥哥炸伤了。我参军之后,亲身参加战斗上百次,上百次的战斗中,亲眼看见成百成千的战友被死神夺走,我自己也三次负伤。第一次是日本军的炸弹片钻进我头上,但没有钻破头骨,拉土车轮轧过我脑袋的事便从潜意识里跑出来,装满一车土的轮轮也没有伤我一根头发,花生米大的弹片能钻破我的头骨?没有门。第二次负伤很轻,医院我也没有去,向题是我第三次负伤。。。。
那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我在大杨湖战役中负了伤,敌人的子弹从我生殖器左边打进了我左大腿的板骨,可能是机枪子弹,一颗穿过板骨一颗没有穿过,而肛门旁又被敌人的炮弹片炸伤,弹片留在肉里,向题不在于我的伤重伤轻,而在于负伤后发生的事。那时候的蒋介石军队相当猖狂,白天有飞机群轮班轰炸。因此,抬伤员的单架白天藏在高粱地里,夜里才能运送我们去医院。这样,四天五夜才送到医院所在地山东寿张黑虎庙村。四天五夜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进一口水,更没有机会换药治伤,因此到了医院伤口肿的黑紫甚至有了腐烂,昏迷中张口的力气也没有了,而那时候的伤员又特别多,医生没有力量细细检查伤情,就认为“口不开”一定是破伤风,而破伤风那时候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就被送到一座破庙里等死,被送进庙里的破伤风患者已有十几二十多人了,为了防止被狗拉走活尸体,派了几个本村民兵和妇女看守。那时候我昏迷得失去了意识,但可能我嘴里发出过什么声音,一个妇女就用她喝的面汤向我嘴里灌了几口,可能我仍张开嘴仍要喝,她就继续喂我。突然我听到一声惊喜的话:“他还活着”紧接着她们喊来了医生。于是,我被证明没有破伤风被抬回医院。并且乘我的昏迷和肉的腐烂,一人按头一人按脚的割开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头和弹片,因为医院没有了麻醉药,也只有这样了,否则就很难制止住伤口的腐烂。三天以后,我的呼吸量增大人也完全清醒了。当我知道了我的被救治过程,很想立刻见到救命的恩人,同时从潜意识里又跑出来“命硬”、“命大”之说和老长工的话“一串火星”。真是神来护救呀!那护命之神不就是那位妇女吗!因此,当她来看我,我就想起身跪向她谢恩,她没有理采我的欠身,却把一包红枣放在我的床头:“俺家有两棵枣树”,她指了指门外:“你身子太弱,老人讲枣能补身子。”我这才知道我们住的就是她的家,是妇救会要她多关照我们四个伤员的。后来我们住熟了,大家都亲热的喊她李草姐或李草妹,其实她叫李茅草,大家觉得不好听,就把“茅”字省略掉了,但她在我心里已经和老长工说的那一流火星溶为一体,成为我的护命神了,而藏在潜意识里的那些意念消弱了许多感情色彩。可是在我的伤口封好之后,我所属的七纵二十旅五十九团派人来接伤员归队了,医院不允许我回团,而我又十分不愿意在医院住下去,那种吃饱了睡,睡醒了又吃的日子实在难忍,便偷偷跟着二十四名归队伤员离开了医院。但刚离开村子就被医院来人拉回去了,作为违犯军纪还被关了一天禁闭,令我痛苦的是一个半多月后传来消息,羊山集战役中由于团长晋士林指挥的错误,五十九团损失相当严重,归队的那二十四位战友全部牺牲,那潜意识里“命大”之说又跑出来反驳我的理性意识了,难道我的命中真的有神暗中保护?所以一个月之后因医院要跟随野战部队行动,我被送回本县县政府休养,就跑回我的家——颜家窝头村,实地考查拉土车轮轧过脑袋的情形。我的曾祖父兄弟四人,分家时把一块距村最近的土地作为宅子用土分成了四股,我的曾祖父是老二,分的取土坑地北边是老大南边靠老三的取土坑,而三曾祖的取土坑边上有一棵老柳树,树身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它的一条横根也有人腰一样粗,横过我曾祖取土坑边挡着取土车的路,如果把横树根砍去,那老柳树就会死。据说那棵老柳树是曾祖的曾祖亲手所栽,有祖传的好运。就这样,当老长工摇鞭驱赶骡子猛力拉车急急越过老树根时,我便被甩下了车并且恰恰落在老树根前,狂快的车轮便越我而过了。
这次实地考查大大增强了我理性的认识,也大大削弱了潜意识里那“命硬”、“命大”之说对我的迷惑。但并没有根除,在中梁山炸矿劳动改造中,在文化大革命劳改队中,在九0年车祸中等等九死一生的灾难中,潜意识里的那些命运之意念,仍然跑出来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难道这真的是唯心论的迷信。
生命之死和不死之间,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需要我们探索。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天体,有许多未知数维持着。
假如人是一棵树
维护它生命的不仅是泥土
还有天上的阳光
地下的气,空间的风
更有我们不知道的
许多许多的物质
 
二OO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9、性恐惧症的来历
我受过严重创伤,但又寻找不准伤处,有时觉得在神经系统,有时又觉得在意识的某一角落,总之一句话,创伤在我生命最关键的某一环节,故我暗暗叫它性的恐惧症,也许不十分准确,但它确确实实影响着我的性生活。给我创伤的是我第一个名曰妻子的张伏女,我曾在《作家的童年》一书里专章描写过她,也曾应《女子文学》之约写过一篇散文《悲剧的悲喜剧》讲述了我和她悲剧的结合和喜剧的分开。但上面提到的散文都是从我悔悟的角度写的,没有涉及我自身遭受的伤害。这是因为她确实是一个旧世界的受害者,更主要的我心灵深处还有封建意识,认为女人强迫男人性交是丑是恶,不认为那是女人应有的权力。虽然她的作为是愚昧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但对于一个不认识半个字的农村姑娘,还能要求什么呢!但对于一个又瘦又矮十岁的我,就感到被强暴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百次……
一九三七年我的家乡到处有土匪,东一个司令西一个司令互相争夺地盘,家里有大姑娘的父母着急而忧愁,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土匪抢走,纷纷为自己的女儿找婆家。我的家比较贫寒,父亲又不在家,母亲本来愁虑自己的儿子娶不到媳妇,这混乱的世界给了她机会和智慧。三天内给我和哥哥都订了亲,十天内取回了两个儿媳妇。我的媳妇是张平堡人,是一个富裕人家,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娶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张伏女。哥哥结婚是在我家,而我的婚却结在距张平堡二里路的利寨,因为我的村被土匪占了,无法把张伏女娶回家,而张伏女家因躲土匪逃住在利寨亲戚家,害怕利寨被土匪攻克,催我母亲赶快把女儿娶走,双方商量的结果是“就亲”,就是说由我母亲领着我去张伏女的逃难地“拜堂成亲”,我那时年纪太小,许多情节早忘记了。去年秋天我回家探亲,在馆陶县政府招待所意外的遇见了一位利寒老人,他形容当时的细节:“你身穿一件旧衣裳改的小大褂,头顶一件瓜皮帽,两统鼻涕象两条虫,一会儿吸进去一会儿又爬出来,被人按着给天给地磕头给母亲给丈人丈母磕头,就被关进两间西屋里,就算是圆了房,一袋烟功夫从屋里出来,就被你母亲领走了。”
这就是利寨老人描绘的我的婚礼。但是我脑袋里一直是一片空白,因为我被关进西屋之后,我一直不敢抬头看张伏女,只听见她在哭,不知道她哭她二十岁的命运,还是哭十岁我的可怜,也许她在哭那战乱的世界。
后来听说张伏女早就订过婚的,男方是东徐村人,比她大一岁,可惜五年前病故了。
现在才明白,她主动替她二妹说合一门填房(即前妻死了再娶)的原因,因为她二妹的丈夫比她二妹大五岁,她不想让她二妹重吃小丈夫之苦。
我真正看见张伏女长的模样,是利寨“就亲”后的两个月,那时候土匪队伍被山东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收编的收编赶跑的赶跑,世道平静了下来。她的哥哥张振刚赶着车把她送到了我家,这才第一次看清她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长得不高但很耐看,眼睛不很大但眉毛黑而粗,表面看是很和善的,但就是这个大姐姐一样和善的女人对十岁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了野蛮的性强暴,我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然而,现在想起来她是合法又合理的,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是性成熟的最佳期,要求性生活既是肉体的必须又是灵性的必然,而“社会”又合法的给了她一个男人,她要求她的合法丈夫和她性交流便是合理的了。问题是“社会”给她的男人太小,小得还没有性意识,因此对我来说那便是性强暴!
我个人的遭遇常使我联想到幼女被强奸的残酷。
张伏女来我家的第一天,我不敢服从母亲的命令去东屋和她同住,便在母亲炕上我常睡的地方睡着了,母亲无奈,只好把我抱进东屋,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不在母亲屋里,便提衣服跑出了东屋子,第二第三天我仍然睡在母亲的炕上由母亲在我睡着之后抱到东屋。第四天母亲就不抱送了,而是喊张伏女“把你的男人抱走”。从此,每天晚上我仍然在母亲炕上入睡,但却由张伏女抱我回东屋了。有时候张伏女抱我时我被惊醒了,但我怕,说不明白的怕,就假装没有醒来的样子任她抱回东屋。有一天晚上我爬上炕正要脱衣睡,母亲按住了我脱衣的手,要我主动去东屋睡觉,说那女人是为我娶来的,我是那女人的男人,那女人是我媳妇,如果我不去和她同住,街坊邻居会笑话母亲不讲理,作母亲的就没有脸见人了。这才知道自己不同媳妇住在一起很使母亲为难,虽然心里委屈还是听从母亲的话,被母亲送进了东屋。
开始我睡一头张伏女睡一头,后来她就钻到我这头,似乎怕我生气,她很亲热的帮我掖好被子,然后把胳膊伸进我的脖子底下,让我枕着她的胳膊睡。在她意识里我是她的男人,而她又是性成熟的女人,在她心里一切对丈夫的作为都是天经地意的。奇怪的是当她把我抱在怀里,并且拿起我的手捂在她的乳房上,我害怕的感觉竟然消失了,反而感到了亲切。但不是性成熟地男人接触女人的感觉,而是孤寞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怀里那种亲情,因为小时候我总是摸着母亲的乳房入睡的,张伏女的行为使我重温了许多过去了的母爱。从此,每天夜里我便主动偎在她怀里主动把手摸捂她的乳房了。
可是,这种亲情却被她的愚昧打断了。在我的心灵感应里,从一个温情的姐姐变幻成一个恶魔。而站在她的方面来看,却是她应有的权力,一个性饥渴者对丈夫的合理要求。她先是把我抱上她的身子,让我的头枕在她的胸脯,然后把双腿张开,用手把我的生殖器塞进她的生殖器里,这些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反感,只觉得奇怪和不舒服,显然是因为我的生殖器管太小,如一颗两个花生仁那样细短,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就用双手极力按压我的屁股,而且她自己的身子也扭动起来,这使我又生气又厌恶,就反抗就挣扎想从她身上滚下来。可是我太瘦弱她太有力了,她用一双胳膊紧紧把我抱在缠在她的身上,直到她突然停住扭动才松开手,我才滚下来,她也把身子扭转过去不再理我,我本来想骂她打她的,我觉得似乎她在哭泣。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母亲炕上去睡,却被母亲拦住了,问我为啥,我不好意思细说,就只说她不要脸。母亲显然明白了“不要脸”的内容,就长叹一声,劝我说“娘给你娶一房媳妇不容易,她不好你可以管教,可是不能只和娘住一起,不要人家,让娘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你是她合法又合理的男人,娘能说什么呢。”无奈,我只有回到张伏女身边去睡。
也许母亲也劝说过张伏女,好几天她没有再把我抱上她的身子。可是,正如枣树长大了要开花要挂果,成熟了的性冲动是管不住的。当她再一次把我抱上她的身子就更强烈更疯狂了,不仅把我的屁股按压得更厉害,而且身子扭动得更狂甚至身子上下狂动起来。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她的性不能满足,使她发起野来,残暴的拧我的屁股拧我的胳膊,而且她回娘家也要带着我去,我成了她的性奴隶。当然,有时候她拧我抓我之后,又把我抱在她怀里哭泣,甚至拿起我的手打她自己的脸。
我的被性摧残我知道向母亲告状是无用的,而这种事又不能向别人说,就只有寻找机会逃躲了。有时候去外婆家住几天,有时候去姨母家住几天。有一次我去许庄老姑奶奶家住躲难,意外的遇见我爷爷的朋友贺国凡,他正领着队伍住在老姑奶奶家,觉得跟着他——他是八路军筑先纵队十支队的头头——当兵是最好的躲逃张伏女性强暴的办法。当然,这些理由我是不敢说的,只说小日本鬼子常到我村来,我心里受不住,我要参军抗日。所幸的是我被收留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悔恨,只有惭愧了。我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当我的性成熟,本应还帐给她一次性满足时,我却用谎言骗了她。那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被送回本县县政府养伤,抽空回家看望父母和她,她很高兴,但我借口有伤睡在了外间床上,而她却从里间拿出被子放在床的另一头伴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而我心里也很乱,县委已同意我的离婚要求,县民政科也正准备派人来说服张伏女,倘若再和她同居,似乎不道德,还有,当她把身子靠在我身上,心里也曾闪过和她最后一次同居而还债的念头,而忽然间被她强暴的情景又在脑海出现,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厌恶而身子也有些发抖。于是我说谎道“我的伤还没有全好,和你睡我会死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发现我有了——性恐惧病。在我漫漫一生中,这病症一直影响着我的性生活,凡女性主动,我的性冲动就会减弱,如果性交中女方扭动或呻吟,我便立刻想起张伏女而心里产生悸怕,因此,我这一生中恐怕没有给过女人性满足,更别说性高潮了,这都是我的罪。
但造成这一切的难道是张伏女之过吗?不,决不是,她也是一个十足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附带的说几句,我所写的爱情诗,诗论家孙琴安 先生在《雁翼的情诗》序文中说 ;我的爱情诗有精神第一倾向,他说对了,这是我的性遭遇造成的,但还有重要一点我要说,凡是我爱情诗里所描绘的最美的意境,都是我生活中所没有但又是我努力提倡的。
我用诗的想象来补救我的所没有。我写出我的性遭遇,并不是对张伏女的恶意,而是对她的同情,她的权力被旧世界剥夺了,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由于愚昧和无知,母亲的爱变成了害。
老天无情的冰雹
摧残有情的青苗
有大地恩养
生命还是要成长的
只是,花果的美丽里
有着太多的血痕泪光
 
二OO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3 4  周树朋的婚情
无意中我被卷入一件悲的令人流泪又喜得令人想哭的事件。那是一九四五年初,我们一次战斗之后回到大田寨,这里是被称为根据地的老区,在街上意外的遇上了房学智,他原来是我团团部的收发,一年前被周树朋要去当秘书。周树朋原是我团后勤处的军械股长,一次迫击炮改装成平射炮的试验中负了重伤,眼睛炸瞎了一只,左腮的肉变成了一个坑,耳朵也少了半边,更严重的是他的左腿,伤好后很难打弯了,因此在军分区组建又一个弹药制造厂时,就调他去当厂长了,他所带的是没有人去 ,就带走了房学智。为了保秘密,他们的厂设在离大田寨五里路一片荒树林的地下。这次路遇房学智,我正想拉他到住处叙叙旧情,设法通过他要一些手枪子弹,他却硬拉我陪他见一个人,见什么人和为什么见他只说以后再告诉我,要我只陪着他不要乱说话就行了。他那神秘样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就跟着他走进一家穷苦的人家,两间草房又旧又矮但屋里倒还整洁,房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衣服虽破旧但人长得颇瘦弱。当她听明白了房学智的来意,就细端详起来。令我吃惊又糊涂的是房学智竟说他自己叫周树朋,我想纠正他又忙拉我的衣角制止。那女主人喊了一声巧云,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从里间走出来,躲在女主人身边偷偷观看房学智,那眼神更使我对房学智冒充周树朋产生了怀疑,他说他是周树朋厂长来看看老房东刘晓霞,难道真是来看看吗,怀疑和好奇使我在离开刘家之后把房学智拉到我的住处:“你不说个明白就别想走。”他这才把谜底揭开,但要求我在“好事成功”之前要保守秘密。
原来,三十五岁的周树朋厂长很想成家,就拜托大田寨的妇救会一个副主任帮忙,那个副主任很同情刘晓霞的遭遇,家里穷得只有一亩地,而靠出外打短工的丈夫又病死了,孤女寡妇,两个人实在难以为生,如果把巧云嫁个能养活母女二人的男人就好了,恰巧周树朋托她说媒,她就找到刘晓霞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而刘晓霞听说对方是厂长,年纪虽然比较大,拿自己的经验看年纪大才知道心疼媳妇,但就怕女儿巧云反对,就提出她和巧云要“相相女婿”。周树朋对这次亲事没有什么说的,养两个人,养三个人也不难。但“相亲”这一关他担心不好过,自己是残废,而伤处又是在脸上,“破相”之人能让巧云接受吗?聪明而又愚蠢的媒人出了一个主意,“相亲”时找一个人代替,她是近五十岁的所谓“过来人”,以她自己亲身经验,只要过了这一关,等到圆了房,生米成了熟饭,往后的事就好办了。她内心的体验是“女人嘛,尝到男人的滋味,外表就不重要了。”周树朋接受了媒人的办法,就找到房学智帮忙。
我当时说不出什么理由,但觉得这样做不是味不得劲,这不是等于骗婚吗!建议房学智劝说周树朋中止这件婚事。房学智说他历来是听从周树朋厂长命令行事的,怎么能反过来命令上级呢?
“要是圆了房巧云不干,大嚷着自己受骗怎么办!”
“不会吧,一个农家闺女敢这样嚷!”
“要知道,这是老根据地,民主政府宣传了这么多年,封建少了,胆子大了。还有,要是巧云说‘相亲’相的是你,坚持要和你结婚,你怎么办。”
这一问把房学智问住了:“哎呀!我可没有想这么多,你看怎么办?”
我说:“你就是想了这么多也是白想,八路军有军规,要结婚得二八五团,你够二十八岁吗?你有五年干部龄吗?你是团级干部吗?”
房学智被我说服了,承认自己没有脑子,办了一件蠢事,要求我帮忙帮到底,就陪着他一起去见周树朋,共同说服周树朋打消娶巧云的念头。
周树朋脑子活也颇懂情理,听了我们的说辞,也自认为自己想的不周:“弄不准,不光丢脸面,还会挨批评受处分。”
“你就不该找那个妇救会副主任帮忙说媒,谁不知道她作风不正经。”
“怎么办才能了解这件事。”
我说他应当直接出面,老老实实向刘晓霞母女说清楚,让巧云自己作决定,她母女不同意,就从此不再谈,她要不嫌你脸上有伤走路不便,你就娶她。
周树朋同意了这种办法,但要求我陪伴着他去,有些话他不好说由我来讲。既然我自找麻烦的卷进了这件婚事,也只有对战友帮忙帮到底了。不过周树朋也有心机,临动身背上了一个大挎包,我想挎包里可能是礼物,他是希望有好的结果的。出我意外的是周树朋平时说话吞吞吐吐的嘴一下子变流畅了,他很诚意的说明自己自认为面丑不敢来见面才作下的请人代替的蠢事,再说明自己的经历,根本用不着我替他再解说什么,他再次表示让错后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等着你们的决定。’然后,从大挎包里拿出一卷布放在桌上:“发给我的衣服布,我的衣服还够穿,用不着再作,就留给你们换换装吧,天气要暖和了。”就不理刘晓霞的客气话,拉着我走了。
第三天传来消息,巧云拒绝了这件婚事,并送还了那卷白布,而周树朋却拒绝收回,他让来人传达给刘晓霞:“那布不是订礼,只是说明我是穷人出身,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帮穷人是正理。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刘晓霞,她说她正要找我帮忙一件事,要我到她家坐坐。可是到了她家她又不说要我帮的是什么事,只是讲周树朋是个老实的好人,好人应当有好报的。说着她拿出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说周树朋送回的三丈白布她不敢再送还了,怕他难过,就作了这么一双布鞋,幸亏他来了一趟,从他脚印上知道了他脚的大小。看来这女人是很细心又很用心的,我说我一定送给周树朋,他会很高兴的。见我要走,她忙拦住我说她还有话要讲,但讲的全是她自己的身事,说她八岁的时候随父母讨饭来到这里,作为童养媳留在这家,十三岁和三十岁的巧云她爹圆了房,十五岁生下了巧云。很不幸,前年巧云她爹病故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这些,心想她自己愿意巧云嫁给周树朋吧?就问巧云在不在家?她苦笑了一声说前天巧云参军走了,到十里外的一个军队医院当看护员去了,医院来招兵,村长就送她去了。她见我站起来又要走,就说巧云有了着落,她也放心了,托你转告周厂长,他是老实人,要是他不嫌俺是寡妇,俺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原来她是托我作媒。便跑到弹药制作厂找到周树朋边送鞋边说了刘晓霞的身世和她的愿望。周树朋沉默了。
“人家是真心实意的,又比你小三岁,我看很合适。”他仍然沉默,我有点生气了说:“嫌人家是寡妇。”
“我还没有那样守旧,再说,我这张脸还敢东挑西选?”
“你心里同意了!”
“要娶人家闺女,不成,就娶人家母亲,世上人会怎么看我周树朋?”
“做的正,就别怕别人斜眼看。”
周树朋双眉一纵,抬手猛拍一下大腿,拉起我就向外走,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又是苦笑:“人家真心,我不能假意,咱们再走一趟,让她细细看我看个详细。”
周树朋这么快的到了她家,很使刘晓霞意外又暗喜。周树朋也很直率,没有落座就说他很心领她的真情,但他是面丑腿残之人,要她看个详细再作决定。而刘晓霞却泪流满面了:“俺能伺候你这样诚实的好人,是俺的福气。”
“可是俺得搬个地方,咱们去焦村成亲安家。”
“那为啥?”
“我不愿大田寨的人知道。”
“你和俺想到一起去了,俺也不愿人家笑俺抢了女儿的男人。”
我见他们二人越说越亲密,甚至坐在一条凳子上了,我在此已是多余甚至误人好事,就悄悄退了出去。
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了晋士林团长听,他哈哈大笑之后,立刻打电话给后勤处长,要他准备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作为喜礼送给周树朋,那是那个年代那种环境里最高的婚礼!
爱是一种雪里造火
夜里造灯
旱里造雨
梦里造醒
生命与生命的互相支撑。
 
二OO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35 战争与和平之间
那是中国历史又一个转弯,中国人智慧贫乏期,贫乏得没有能力支配自己的生命。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攻克了山东济宁城,战斗进行得很顺利,虽然守敌武器比较强,原是汉奸部队,被蒋家的中央军政府收编成“国军”,又有原日本守备部队拿着机枪大炮帮助守城,而正是这一切激起了八路军战士的激愤,战斗情绪格外高昂,济宁城攻克之后,我们没有休息,就北上兖州了。兖州和济宁一样,汉奸部队被蒋家的中央政府任命为“国军”,而且仍有原日本军队守城,日本兵开着装甲列车在城外阻挡我们攻城。而晋士林团长聪明的利用了这一形势,不让部队先炸掉装甲列车,让城里的敌人认为我们在城外激战,麻痹敌人的情绪,却暗暗派部队突然用云梯登城。这一招很灵,我们很快摧毁了城楼里敌人的反抗,开始了巷战,这时候部队才炸毁装甲列车的前后道路,把装甲车变成了一团烈火。
令人遗憾的是,城里战斗正在向纵深推进时,匡斌旅长突然下达了命令“部队停止战斗撤出战场”,这才知道,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于深夜零时生效,部队抬着伤员和战友的尸体又哭又骂的撤出了兖州城。晋士林团长和五十八团吴忠团长心里也窝着火,批评匡旅长死脑筋:“你晚传达两小时,兖州城就是我们的了。”
匡斌旅长显然也很窝火:“杨勇司令员要我不差分秒的执行,我敢不执行吗!”
“杨司令也是死脑筋。”
“唉,多少战士白白牺牲了……”
五十九团在埋葬自己团的一百多名烈士尸体时,晋士林下达了一道特别命令,全体战士向天鸣枪三响,政委不太同意这样做,说这是浪费子弹,晋士林暴怒了,总比浪费生命好,他夺过警卫员手里的二十响盒子枪向天打了一梭子。
我们回到济宁,五十九团被派驻城北五里的代庄。这里是德国在山东教堂的总部,各种房屋有二百多间,分成两个大院,东大院住的是修女,我们住在西大院。
部队休整了几天之后,就开始了随营学校式的学习,我们团直——参谋处政治处后勤处和警卫连、机炮连排以上干部,每周集中学习三天,学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的“双十”协定和延安总部发来的文件,但大家的兴趣不高,认为那些大事我们说了也不算数,还是毛泽东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决定。但大家又不能不学,而论来论去学来学去,无非两条,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军队国家化。看来国民党要的是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要的是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大家都一致认为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先政治民主的选出联合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才有地方可交才能国家化,如果先是军队国家化,而现在的国家是国民党一党所有的,不等于把军队交给你国民党,还有你国民党有了更多的军队,谁要求民主你就用军队镇压,那民主还能民主起来吗?和平建国也成了一句空话。
其实学习中大家谈论最热烈的是和平问题,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城市、农村破坏了又破坏,经过战争的地方一座象样的房舍也很难看到了,而战死和饿死的人,恐怕多得无法计算了,现在打走了日本侵略军,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能再打了。因此,思乡念亲的情绪越来越重。有一天下午我在葡萄林边散步,遇见了晋士林团长抱着孩子和孟医生闲谈,我正打算躲开却被他喊住了问我学习情况,我讲了大家都希望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能够成功,不能再打了,中国需要和平。
晋士林拍着怀里的孩子说实现了和平,就回家干老本行教书。我说:“你不去旅里当副政委了?”他把孩子交给孟医生,要她先回家,就拉住我问:“你听谁说?”“旅部的通讯参谋。”“什么时候去?”“你看我是那块料吗?我只能当团长或者当教师。那消息是谣传,不真实。”然后他压低声音玩笑似的说:“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政治是战争的什么呢?”“政委常讲嘛是统帅。”“我不是统帅的料,只能被统帅。”“那么政治是什么,什么是政治呢?”“蒋介石的政治是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主席政治是政治民主化。”“你的政治呢?”“和平,办学校,你的呢?”“我是小兵,还没有政治。”
晋士林拧住我的耳朵:“你别耍滑头,你的政治是早日回家找你的大媳妇。”说罢他放开我的耳朵走了。但又走回来对我说:“我没有说什么,你也没有说什么,要记住,咱们今天没有见过面。”
我知道晋团长要防的不是政委,而是参谋长和政治处的某些人。
有一天我们去济宁城里在旅部听一个大报告,仍然是学习“双十”协定问题,大家学了一个多月了,可以说是学烦了。关心的是和平,问题仍然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散会之后有人逛大街去了,我也想逛大街买点牙刷牙膏肥皂之类,却在大门里遇见了张威,我在《作家的童年》里写过他,他是我哥哥的岳父,我俗称为“大爷”,在城武县大队当参谋长,我跟着县大队回归五十九团前身九团的时候,他留下来重新再组建县大队,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他见我有些怀旧之情的伤感,便领着我去一家餐馆吃水饺。这时候他告诉我,他这次来济宁是把县大队交给军分区编入军分区的独立团的,但他自己仍然不留在独立团。“你这是第三次把部队升级上交了吧?回去再建立第四个县大队?”他摇头说就要和平了,还组建县大队有什么用?我说从刚听到的大报告看,仗恐怕还要打。
“那不是我的事了。”
“你干啥?改当县长!”
“不,回老家重开我的石印馆。”
我大吃一惊:“上面会允许?”
“日本鬼子兵打来,我自愿关了石印书馆扛起了枪保家卫国,打了八年的仗,把小鬼子打跑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对得起老祖宗了,再打仗,打谁?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向老祖宗交待!”
我不知道怎么样反驳他。
“我自动的来,也就自动的走,无需别人允许不允许的。”他见我愁眉苦脸,又说:“打鬼子侵略军,得人心,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战争谁挑起谁挨骂。”
“我怎么办。”
“你也不小了,十八岁了吧?”
“不,就要十九岁了。”
“你自己拿主意吧。”
他走了,留给我一团心乱如麻。看样子,蒋介石独霸国家大权之心不会死,共产党也不会交出军队伸着脖子挨刀,战争很难避免了。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再打下去,这破掉的城市那破烂的村庄还要再破碎下去。我熟悉的这个五十九团从九团到现在,许多人不会再活过来了,再打下去,还要多少人要死,看来,我也得设法离开战争。
——这里要补充的是,张威不告自别的回到了老家,在馆陶县城(北陶镇)开了石印馆印课本、印教材,生意很不错,全国胜利后他的石印馆被公私合营扩建成铅字印刷厂,不久他被送回家种地,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乱棍打死。看来,他努力追求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是失败了,死在中国人爱打中国人的乱棍之下。——别了张威回到代庄,找机会向晋士林团长说了我的心思,他没有批评我,只是要我不要向别人乱说,烂在心里,闷不死你的。学习“双十”协定把人心学乱了。
把乱的心变为一整齐地心的是蒋家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一天夜里突然宣传“双十”协定的学习停止,准备迎击进占曹楼的敌人,紧张的准备之后,我团和五十八团开向了曹楼,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把战士的心都气炸了,蒋家军队带着还乡团侵占曹楼地区之后,对民兵抗日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大屠杀,到处是被烧毁的村庄,树上吊着抗日民兵和干部的尸体,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群众的尸体,这些被烧毁的村庄被屠杀的乡亲,都是和我们一起与日本鬼子兵苦战八年活过来的,而现在呢?战士望着这些惨景,自动的呼喊起来:“要为乡亲报仇,坚决消灭来进犯的敌人。”因此,曹楼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我们伤亡大,敌人的伤亡更大,两千多敌人只俘虏了三百来人,其他的敌人全被打死了。
和平,原来只是老女人脸上化妆的粉沫,敌人的败,不是败在八路军的强大,而是败在自己对人民的惨暴!我就这样从和平的梦中醒来。
当世界不再把
战场上的杀人犯
视为英雄,视为
智慧的将帅
人类才能从忧患的童年
进入成熟
 
二OO一年三月三十日
 
36 再说晋士林
我这一生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我的作品也描绘过各种各样战斗,尤其是抗日战争我的作品反映得最多最具体,多幕话剧有《风雪剑》,长诗有紫燕传》,电影剧本有《洁白的雪野》,纪实散文有《作家的童年》等等,都是描写抗日战争的。但就是没有描写淮海战役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个战役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太重要,不仅仅是我参加了淮海战役的全过程,使我珍贵的是它使我看见了在抗日战场上我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和境况,更给了我许多新的感受和思索,促使我重新再认识我全部的战斗生活,使我没有勇气也自认为没有能力描写它。当我闭目回忆淮海战役,活过来的人都退得没有影子,画面上全是冻成冰块的尸体,不是一具两具而是几十万具尸体。双堆集蒋家军队的工事多是士兵的尸体筑成,几十万具冰成冰块的尸体全是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这种景象和我在抗日战场上看到的景象在我心灵上打上了不同的感触。还有,我最敬重的一个人的尸体也在淮海战场上躺着被冻成冰块,他就是我的老团长晋士林。当我知道他为了减少双方战士的伤亡,主动走进蒋军阵地,说服蒋军的团长停止战士,领着一团人的生命走出战地走出死亡,我便流出了热泪,而当他第二次走进蒋军阵地,企图说服别一个团长停止战斗时,他便被打死了,蒋军的那个团长和他的一团兵士的生命活下来几个,无法查对。但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他杀死晋士林就是堵死了他和他一团兵士的生路。
我没有描绘淮海战役的作品,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描绘那几十万被冻成冰块的中国人,怎么样的死和怎么样的生。因此,对老团长晋士林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二十年前聊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约我写一篇追忆她的儿子晋士林的文章,我寄去了《他的死和我的活》,记叙了我和晋士林的相处,保护战士的生命,尽量减少部队的伤亡是他处理战略战术问题的根本思考。他常说一个战士在指挥员眼里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生命,连着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保住一个战士的生命就是保护一个家的完整。
晋士林最得意的战斗是大雷雨之夜奔袭勾村集,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勾村集里住着一小队日本鬼子兵和一个中队的皇协军。鬼子抓了十几二十个壮年老乡,关在勾村集关公庙里,据说是要押送到关东当劳工,老乡焦急,我们也焦急,正在研究营救方案,就来了个大雷雨,这给了晋团长灵感,立即决定利用大雷雨的掩护进行救人战斗。可能他预先有布置有安排,四个小时冒雨奔走了五十里,黎明奔到勾村集时寨门已被偷偷打开。就这样敌我双方没有伤亡一个人结束了战斗,放走了老乡,押着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兵一百多个皇协军走出了勾村集,走进了不同情调的大雷雨。晋士林对这场战斗的总结是“谁说将帅成名万骨朽?应改为将帅名就万人活!”他本是师范生,本来立志要当教师的,由于日本鬼子侵入了中国,他才不得不改行拿起了枪。又由于他善用计谋,进行了许多牺牲少成绩多的战斗,从连长、营长升到了团长。但他仍然留恋着他人生的梦“打败鬼子仍去当教师。”当然,由于他被提拔得快,也遭到一些人的妒嫉,流言恶语也就多了起来,而军分区司令匡斌喜欢他,军区司令杨勇护着他:“兵带的好仗打的好就应当提升,你们不要不服,你们也变成晋士林我立刻提拔,要学着干不要比着看。”而晋士林自己呢,却故意把流言恶语分开化。有人说他带兵不要政治思想,说政委的讲话是卖狗皮膏药,根据是说他每次战前讲话,讲完了战斗部署之后,总要说一句“至于为什么要打这一仗,由政委来说。”有一次战斗之前的大会上他就请团政委先讲话,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团政委有点意外有点愕然,瞪着眼睛望着他,意思是说你今天怎么啦?晋士林大笑着说:“有人说我不看重政治,开会总是我先讲话。”团政委笑了起来:“打仗嘛分工你主管,要是开政工会议就由我先讲话。”晋士林收住了笑:“那就由我先卖一次牛皮膏药,不过,我卖的膏药只能鞋破了补鞋衣破了补衣,不能治病,可是,政委卖的狗皮膏药腰痛腿痛长疮生病一贴就好!”他抓住政委的手举起来,意思是说能治病救人的人还不重要吗,大家都拍起手来。至于对付流言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之事,就作得更绝,对着说他闲话的几个政治处干部故意把我喊去,拿出一封公文要我立即送往军分区司令部,同时交我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要我亲自交给卫生处孟医生,大声说:“告诉孟医生,我这个光棍汉团长一定要娶她作老婆!”更绝的是孟医生的回信,他竟在营以上干部会上公开念给大家听。政委也替他说话:“一个没有媳妇,一个没有丈夫,两个人谈起情爱要成家,这是正正规规合理合法合军规,不是乱搞,大家要分清。”而晋士林念完信却大笑着说:“等着喝我的喜酒吧。”这里我要补充的是那位孟医生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分配在军分区卫生处工作,晋士林团长第一次见到她就决定追求了,那时我在警卫连当通讯班长,又当过晋团长的警卫员,自然他给孟医生的求爱信交我送递。
一九四四年底他们结了婚。也许我当过他的警卫员的关系,我在《每当我思索我的生》一文中说过,他是很爱护我的。一九四五年初,为了加强直接战斗连队,通讯排长下了四连当连长,通讯一班和三班班长也下连当排长去,而我却留在警卫连当文化干事,我也要求下连队亲自参加战斗,参军以来总是在团部当勤务员通讯员警卫员,没有直接在前沿和敌人搏斗过,心里总是觉得不满足。晋士林团长知道了,批评我的要求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是警卫连党支部宣传委员(那时党组织在军队里还没有公开),留在警卫连当文化干事协助政治指导员的工作,我心里明白这是他对我的关怀,但感情里不高兴,觉得他小看了自己了,其实在我对他的总感觉里,他身上的英雄主义比谁都严重。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们正住在济宁代庄整训学习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的停战协议,突然传来了恶讯,蒋家军队一个师用突袭手段侵占了曹楼,这里是我们解放区,必须把敌人赶出去。可是晋士林团长正在害病,他妻子孟医生又刚生过孩子,部队就由政委和团参谋长张廷家指挥着扑向了敌人,敌人的装备很好,而曹楼的围墙又高又厚,因此几次强攻都没有成功。部队伤亡很大,一营和三营都伤亡过半。可能晋团长能及时了解前线战况,第三天他带病骑马来到曹楼,望着一片又一片战士的尸体和一串串抬出战场的单架,他又难过又生气,他知道政委是个好人但不懂得战事,而参谋长又是话多办法少,他骂了一句“敌人这样骄横,你的脑子被狗吃啦!”他去南边找到五十八团长吴忠密商了一阵,回来把二营的头头和机炮连的头头叫来又密谈了一阵,当夜午夜刚过,五十八团阵地开始了枪炮齐鸣的佯攻,我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了火,而二营却悄悄转到炮火之外从围墙的一个死角爬上了围墙……
这一仗开始的猛也结束的快,午夜开始黎明就消灭了全部敌人。但他没有进遭楼看战场,因为二千多敌人只俘虏了三百多人押出战场,他知道一千七八百具尸体横卧的景象是很惨的。部队回到定陶城休整和补充,各种会议都叫各营各连分别开,他不愿召开全团大会,因为他总是忍不住要在人群里寻找他熟悉的面孔,但许多干部,许多战士不会再找到了,在一次团机关干部会上,他很动感情的说:“指挥这两个字怎样讲,叫我说就是帮助战士了解敌人,了解敌人的数量、武器配备,更要了解敌人指挥员的性格、脾气、出身、素质和他和他的上下左右军官的关系。”听讲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没有批评谁,实际上他是批评张廷家参谋长。批评别人容易,要自己完全按照批评别人的原则而作为那就难了。晋士林团长在羊山集战役中就轻视了敌人的智慧而被误导,使自己陷入了绝境,幸亏吴忠领着五十八团冲锋的快才把他和警卫连救出来,当然他受到了军纪处分,被撤职离开了五十九团。
最后,记下晋士林团长一段富有寓言味道的话,那是我被任命为文化干事时,他见我又高兴又不愿意接受,就搬着指头计算各营连文化干事牺牲的数字和情况,文化干事不只是教育指挥战士唱歌和教战士认生字,他的主要岗位是在前线对敌喊话。那喊话声实际上是在告诉敌人自己所在的位置,于是敌人就集中人力向你打来,你不先死谁先死。
上面记叙的事都和我的生命有关系,可以说许许多多的生与死都化成了我的血肉我的气质我的情操我的性格的成分。
人的肌体是相同的
而心,却千种百样
有的心爱扶病救伤
有的心爱挥刀杀人
世界才千奇百怪的
热闹起来
 
二OO一年三月七日
 
37  我的第一次性生活
我性成熟的比较晚,这可能幼年吃糠咽菜的时候多,营养不良所制,再加上结婚早,被大我十岁的妻子强迫性交,造成了性意识的恐惧,更延缓了性成熟。因此,十九岁那年和女性相处才萌生性冲动和性要求。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在黑虎庙村野战医院养伤的时候,《生命的硬度》一文中提到的救命人李茅草,是我知道了性快乐的人,也可以说从性恐惧中焕醒我的性意识的第一个人,如果我的爱情诗中强调突出心灵交往重于性的交往也是从她身上的体验、认识到的。在我的心灵里,李茅草首先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她善良的主动的在她自己吃食中一口又一口向我嘴里灌面汤,我的生命早作为破伤风患者而消失了。在我被抬回医院开了刀取出了弹片,可能考虑到李茅草对伤员照顾得细心和耐心,我又被送到设在她家的病房,那病房是她家的西屋,住有四位伤员,那三位伤员多伤在上半身,自己还能行动,只有我是重伤员,伤在大腿上,不能行动,大小便也在床上,全靠李茅草和她年老的婆母照料,那时候的伤员太多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只能顾得了治病,而一个专业的看护员要照看四五个病房,每一天来两次,送送药,看看有没有意外事故,需不需医生来,其他全靠房东照顾。
看起来李茅草家境不错,四间北屋一砖到顶,三间东屋和三间西屋也是半砖半土坯,两间南屋是土坯草屋,养着头牛,喂牛的是三十多岁的罗锅腰,身如一张弓,他是李茅草的丈夫,我问过医生罗锅腰能治吗,他摇头,说可能是骨结核,世界上还没有根治这种病的有效药,这使我很同情李茅草,多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废男人,那个五十多岁的婆婆很开郎,说抗日政府真好,主张互助,换工种地,他家用牛换工种地,因为罗锅儿子无法耕耘田地,不过幸亏有一个壮实的好媳妇,家里活地里活都会。看来这是一个中农家庭。有一天我问李茅草,她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她说她娘家很穷,父亲又有病,她生下来是母亲下地劳动回来路上在一片茅草地里生下的她,就叫这样的名字。
“也是我命苦。”
“这和名字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见了,我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呀,家穷,有什么好挑的呢,父母说,有人娶我,就算有神保佑了。”
我眼睛酸了,但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你知道茅草是什么草吗?”
“知道,我从小割它喂牛。”
“它不开花,不挂果,只能喂牛。”
“但它的根一节一节的很白也很甜,从小没有福气吃糖,就嚼茅根解馋。“
她眼睛笑亮了,脸上有些红;“你人小倒很会说话,在家念过书?“
我摇着头:“在部队里被逼学了一些字。”
“被逼,部队还逼人学字?”
“不学生字,班务会上要作检讨要受批评。”
她长叹一声:“可惜晚了,要是退后八年,我也去参军。”
“你现在年纪也不大呀。”
“快三十了,二十六岁。”她眼里似乎有了泪,低下头走了。
和我同屋相住的有四个伤员,一个连长很快出院回部队了,一位班长伤在胳膊上,在床上躺不住成天出去闲逛、串门,找他熟悉的伤员下棋谈天。还有一位是电话班长,年纪比较大也很老实,很少出去,有时帮着李茅草照顾我,比如我的大小便不好意思让李茅草帮助,他就帮我向外端倒进厕所,这次我和李茅草谈话他也在场,看见李茅草红红的眼睛走了,他同情的说:“真是穷命人,心好,对他罗锅男人也很体贴。”
“苦命人恋苦命人嘛。”
有一天她来照顾我们吃饭,电话班长单胜河凑到她面前低声说;他和看护班长讲了她的情况,他们人手少也需要人,如果你愿意,他们欢迎。
李茅草吃惊的望着单胜河,摇着头说:“这个家怎么办?俺不能丢开他们自个走。”
从此我们更尊重她了,也就再不敢在她面前谈论罗锅腰了。
我的伤是左板骨被打穿,左屁股上又挨了两弹,由于撤离战场的路上四天四夜没有机会治疗和护理,伤口腐烂的很厉害,开刀取弹片时不得不割去腐肉,因此,虽不用上夹板躺在床上却不能动,时间长了背上就生了红斑点和水泡,这样就得常用热毛布擦身子。一般的都是护理员和李茅草搬起我的身子一人热热毛巾擦洗,倒也没有什么,但有次护理员特别忙,而我背上红斑点又增多,李茅草怕我痒得难忍,更担心变成水泡,就独自替我擦身。但她不是从后面把我扶起,而是从前边,一只胳膊伸到我的脖子下,把我抱起,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背,这样她的胸脯她的两只奶子就贴在就压在我的前额了,我突然被电击中一样全身火热起来,血流和心跳加快得头昏起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自己也奇怪了。以前我的妻子张伏女抱我在怀,我只有恐惧和厌烦,而这个女人的奶头和胸脯给我的却是说不明白的惊喜和紧张,也许她感觉到了我喘息的,变粗变急,她突然把动作变慢,把奶子和胸脯更紧的压在我的脸上,似乎是要我的嘴去解她的奶子。不!是我的心想用嘴触摸她的奶子,甚至觉得她的心跳也加快加重了,那是一种心的呼唤吧?
她放开了我,拉出我的手擦我的胳膊,突然我发现她的眼睛异常的明亮起来,脸上笑如一朵开放的红花,低声的说她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只有娘但她没有见过,她爹说她生下来娘就走了,家太穷了,爹没有粮食养活娘,只有任娘走,任娘去找活路,她的爹把她养到十四岁,把她交给罗锅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命运给了她一个男人,一个弓一样只能看地面的男人,正如命运给了张伏女一个男人,一个只会尿炕只会流鼻涕的男人。我抬起了她擦洗过的手,擦去了她脸上的泪珠,而她挡回了我的手,端起热水盆走了。
有一天阳光很好,李茅草和她善良而又懂世事的婆婆还有电话班长帮忙,把我挪出了屋挪到院子晒太阳:“让日头晒晒身上就不起疙瘩了。”并且要替我擦身,我拒绝了,她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看了一眼走进牛屋的丈夫,低声的说:“他不管这些,他是个无用的老实人。”我借口说外面风大,仍拒绝了擦身。
李茅草第二次替我擦身,伤口基本长好,我可以斜着身子(左屁股移至床沿外)坐起来了,她完全可以从背后替我擦背了,但她仍从前面把我拥在她怀里擦背,她整个胸脯紧贴我的胸脯,一股热流突然涌进我全身的血管,我觉得我的骨架就要散了,失去了理智,很想伸出双手把她紧紧抱住,但我又失去了胆量,为了理智住自己,我闭起了双眼任她抱抱任她擦任她揉搓也任我自己暗暗哭泣。
“心里难过?”我只有摇头。
她替我擦了泪水:“娶媳妇了吧?”
我决定说谎仍摇着头。
幸亏电话班长从街上回来,她把我扶躺在床上,也镇静下了她自己。但在心灵深层却生出一种情绪一种愿望,那罗锅腰形体如弓而骨瘦如柴,苦了他也苦了李茅草,现在医院住在这里,正是治疗的好机会,因此,当我的伤痊愈之后,便拄着拐杖找到院领导,他们也很重视,派了一名骨科老医生随我来到李茅草家,详细看了罗锅的体骼,问了各种情况,茅草的婆婆感动得直流泪,但因罗锅是胎里带来,生下来就是那样子,无法医治了,让人稍许安慰的是,他不是骨结核病。
战事越来越紧张,蒋家军队全面向解放区进攻已大规模的展开,医院为转移地方,决定我提前出院,但不许我回战斗前方,而是转回我的家乡交给县政府休养,无奈之中我也只有服从。有一天夜里我刚脱衣睡下,李茅草推门进来又随手关上了门。坐在床边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还有几天,伤员交给地方政府需要办一种手续,她很伤感,问我还能见面吗?我说只要我不死,总有机会的,我说出死字,她忙用手捂住我的嘴,并就机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可能是一种感情的难以控制也可能是一种性的饥渴,她迅速的褪掉自己的裤子压在我身上,她在上我在下的把泪脸偎到我脸上,我也很激动,但不知道怎么办,直到她的手伸下去扶我那东西进入她的那东西,我伸手也把她抱住,生命中第一次有的那种性快感把我撕碎了,难道这就是性成熟要结的果?如果她不动,我会一直在醉迷之中,但她扭动起来,便立即引起我想起了张伏女的扭动,一种恐惧感使我的那东西软塌下来,但她的扭动更狂了……
这件事使我的心灵处在矛盾之中,这是犯军纪的,要不要找院领导承认错误接受处分,但那样作自己的心灵是轻松了,而对李茅草会造成伤害,使她怎么抬头见人!还有,我的命是她细心救活的,又是那样细心的照顾我这么久,她的丈夫是瘫人,不能给她性生活,她找到我而我又没有给她性满足,于是我决心再主动犯一次军纪,但是又总是心悸胆战的找不到机会,而我又没有勇气主动把她叫进来,直到我拿到由冀南行署主任王任重发的我的残废休养文件,决定第二天离开医院,我不得不向她暗示:“明天我就走了。”她很灵敏,当天深夜她来了,我因为心里有报恩的成分,便主动的抱住了她,一切都是我主动,她在我身下也很安静,也许她明白了上次她的扭动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别的原因,她闭着双眼,但眼里有泪,我也第一次的感觉到了作为男人的力量,但她终于没有忍住性快乐的冲击,还是掀动起了身体,嘴里轻声的呢喃着:“你……真好。”我心里又突然被她身子的掀动而想起了张伏女,便在李茅草的呢喃声中疲软下来,但我感情里觉得很对不起她。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想着从张伏女到李茅草的性里程,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有形的人还是无形的命运?但不管怎么样解释,我的罪是深重的,对于张伏女,我不该有女人的时候却把她娶来当女人,她对我的损伤是她从丈夫身上应得到的,而我对于李茅草呢?是感恩是可怜还是性需要?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罪,那么罪在我,倘苦社会给李茅草的男人是一个正常人,那么这一切还会发生吗?人活着,不仅仅靠粮食、水和阳光,这就是我作为成熟了的男人的第一次性生活。
当你懂得了尊重女人
懂得了应当有义务解除
女人的性饥渴
你才会明白
你是男人
 
二OO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8  在土改中左的阴影下
我在一首题给朋友的小诗中说:“假如不能作为历史,但历史离不开假如”。
一九四六年十月,假如我不是作为八路军的伤残干部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而是去到陌生的别处,再假如我本县的县委书记不聪明不爱思考而死板的执行某些人的只言片语,我可能被作为死硬的阶级敌人被判处死刑犯交给群众乱棍打死了。中国新诗史上也不会有雁翼这个名字。
一九四六年十月底,我被一个兵站转一个兵站的坐着牛拉车或驴拉车,被送到馆陶县政府民政科休养。县长和县政委(书记)都很重视,因为有行署主任签发的文件,他们都建议我住在县政府,由县医疗所负责照料,我提出想回家住几天,看望父母老人。至于我和张伏女的离婚之事,民政科已开始做工作,就用不着我操心了。那过程和结果我已经在《作家的童年》里已经写了,这里不再重说。由于我家距县政府所在地北馆陶镇只有三里路,民政科就派了一头毛驴把我送回了家。
我的家一点也没有变化,令我吃惊而又不解的是我地村庄的巨变,原来西街半条街都是楼房和瓦房院,紧挨我家住的胡同西边就是两个楼房,  是孙老文修的,他的二孙子孙绍兴参加抗日很早,据说在另外一个县的县政府工作,再向西也是一个楼院,是孙绍忠的,他也很早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上面提到的三座楼类型很相似也特别讲究,都是坐北朝南,北楼第一层窗户向里开,面北没有窗户,第二层才两面都有窗户,楼顶全是瓦盖的,长形脊背,主楼前两边都是有垛口的楼顶,一层和二层窗户开法同主楼,四间厢楼外是一大过厅式的大瓦屋,过厅两边各两间住屋,过厅外又是东西各四间有垛口墙顶的楼房,连着前大门的门楼,很象城市的门楼,大门外是两条又平又滑青石板。这三座地主的大楼院再西,就楼院少大瓦房院多了,但街南也有类似孙老文家的楼房院。这些楼房和大瓦院 ,所以写得这样具体,是想说明被全部拆毁的可惜,如果分给穷人住进去,要安顿多少穷人家或者办学校等多适合,但都被拆了,都被一块砖一块砖的拆了。我回到村时,半条街变成一堆又一堆废墟。据讲,分家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之后,农会决定拆楼把楼砖、木料、门窗、梁桩平均分给农会会员,这种平均作法是贫农翻身作主的具体体现,我觉得这样作是对土改政策的误解,对贫农并不利,他们分到的一些砖和木料只能够修建一个猪棚之类的东西,且有些不爱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分到砖和木料立即就卖了。由于我是从前线回来的“老八路”,不少乡亲向我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才知道从乡亲谈话中有些民兵当过日本的皇协军,而村里的当家人农会主席又是开小差偷跑回家的八路军逃兵,于宪照(代曾和王梦月一起抓过他的逃兵),他的作风不正而对群众又粗暴,就更觉得执行政策有问题了。正在我为这些事苦恼的时候,小学教员颜守成和老地下工作者王梦桥来看我,也对土改运动的这些事不满,我说:“你们都是老共产党员,怎么不说话。”“一切权力归农会,还有谁会听你的?”颜守成说“谁敢说话,谁说了不同意见,就说你是阶级立场有问题,同情地主打击贫农破坏土改。”
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直接领导颜家窝头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是区委派来的土改工作特派员,因为原区抗日干部在抗日工作中或多或少和一些爱国的地主打过交道得到过帮助,害怕他们对地主手软,这位特派员原是另一个村的小学校长,家是外县人,害怕人家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就来了个宁左不右。我说既然他怕犯立场错误,让当过皇协军的人当民兵,就不怕犯错误。王梦桥说:“我们也提过,他说他们都是贫农,当皇协军是为了有一碗饭吃,现在是阶级成分第一。”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孙绍兴,他原在抗日政府工作,怎么这种时候回来了,他的大楼院全被拆了,他住在哪里呢?我正要迎上去打招呼,他却躲开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有孙绍忠均被清洗出政府送回家了。当时我想,假如八年前他能知道八年后会因是地主的儿子而被清除,他还会参加革命吗?我心里又想,他们此时此刻会不会暗怨共产党用人时好话说尽,用完了就一脚踢开呢?我正烦愁村里的那些烂七八糟的事,后街一位姓曹的贫农找我帮忙,说土改中他分了一条牛,但不慎牛的前腿被折断了,找了好几个治牛病的人看了,都说没有办法,就是治好了也不能拉犁拉车了,劝他尽快杀了卖肉卖皮还可以挣些钱回来,如果不早日这样作,等牛病了瘦了就不合算了。他找农会主席于宪照批条子准他杀牛,于宪照骂他想破坏生产。他想找住村特派员请求,但那位特派员的脸色总是阴着天,他不敢去,说我是老八路又是干部,托我去求个情。他是老贫农,家底子本来薄,分了这头牛要是瘦死,他的日子更难过。我本来想找这位特派员反映情况提意见,我就借机找到了特派员,准许杀那条断腿牛,答应的倒快,立即批了条子,但听了我的四条意见,他却拍了桌子大发脾气,说我仗着资格老替阶级敌人说话,破坏土改,是阶级立场大罪,我也气了,反问他是什么出身成分:“你这个小地主的儿子真的恨地主。”这一揭短,使他喊民兵立即把我绑了交给农会斗争。我这个土改的破坏者,我见民兵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动手,我就骂了一句:“你要两面三刀,不会有好下场的。”便回家了。没有料到四条意见惹了一场祸,夜半,一民兵跑来要我立即离家回县府,说特派员要于宪照以农会名义捆绑我交群众游街斗争,保卫土改运动。紧接着有人拉来一头毛驴要我立刻离开,家里人也劝我快走,向县长反映情况。
就这样下半夜我回到了县政府。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县委王书记,似乎我村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平静的听我的所见所闻所思。但他没有说他自己的意见,只是要总机要通了五区的电话,告诉区委书记我和特派员发生的矛盾和争执由县里处理,不要特派员再找我的麻烦。然后笑哈哈向我讲他和那个特派员的一段小故事。他曾在一次会上批评一些特派员不敢领导群众而是当群众的尾巴。会后,颜家窝头村的特派员找到他对文件,说某一大官讲话中专门批评了拉群众后腿的人,应当跟着群众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打字机,文件都是传抄的。王书记就拿出自己抄的那个讲话稿和他对照原来他把领着群众走的“领”字误抄成“跟”字。
“这么说他是个书呆子?”
“希望他只是一个书呆子。”然后王书记拿出了一个铅印的通报要我看,但不许我外传。那件通报说的是一个名叫什么舟的军分区司令员,他爱人是一个地主的女儿,而那个地主在抗日战争中很有民族气节,为抗日作了不少好事,抗日政府把他作为开明绅士形的人物尊重,不幸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民兵吊打而死,因为他的土地、房子被分了之后,民兵说他埋藏有银子,要他交出来,而他说没有,就吊打逼迫。名叫什么舟的军分区司令员知道自己的岳父被打死之后又气又愤,就带着一个骑兵班跑了去,把吊打他岳父的民兵枪杀了。最后上级决定把什么舟司令员交给了群众被乱棍打死了。看了这份“通报”,才省悟到王书记的心思,他是同意我的所见所闻所思的,但由于上面的意见所左右的鲁西北地区的土改形势,他不便明确的说什么,还有,也由于这种形势,劝告我不要再和那个特派员闹下去,以免再造成悲剧。但我心里仍然有气,说我村的被破坏的情形比九年前闹土匪还严重的多,他忙打断我的话题,问我打算怎么个养伤,可否边工作边养伤。我说我想乘养伤的机会学习文化。他高兴的笑了,说和他想到一块去了,建议我去县第一高小学校插班听课。说“一个姓阎的教员当党支部书记,有人反映他有男女作风的事,你去了边学习边作些党支部的工作。”
“我刚到,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怎么能代替阎教员。”
“你就先当组织委员吧。”
就这样决定了我的休养方式,去了学校才知道所谓插班,学生多是县、区领导的妻子,包括县长的妻子史玉芝,因此学生年龄偏大,也有一些干部的儿女在插班学习,待我进一步了解,心里就有些悲哀。因为有些干部之妻原是政府干部,抗日战争中作了许多工作,甚至冒生命危险在敌战区活动,只是因为是地主的女儿,有的被迫离婚,有的离开工作躲在插班里学习,史玉芝就是一个,那个革命阶级论的学说把人的家庭人的生命位置也阶级化起来,说实话,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政治的可怕,也就进一步理解了晋士林团长对政治的躲避。
我的正式进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不仅县民政科长亲自送,还拉来一大车小米,是我半年的口粮,菜金共六口袋,交给了管伙食的王尚伯老师,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全校的师生出来欢迎我不如说是看稀罕。
而令我兴奋的是土改运动极左作法的被纠正,有一天王书记把我叫了去,告诉我于宪照要民兵吊打死了我村的富农郭万丰,经上级批准已把于宪照抓捕关进了大狱,那个特派员也被赶走了。
当月亮终于读懂
人世间的沙漠
便会燃烧起来
烧化一座又一座冰山
 
二OO一年四月二日
 
39 命运里程的大转弯
一九四七年,我二十岁。
这是我命运里程的转弯年,对人世从一个单纯的表面看见了复杂的内里,从同志关系的美中看见了可怕的丑,我决定退逃。
三月清明节刚过,蒋家军队的炮声在大名一带响了起来,在馆陶听得清清楚楚,我在学校里坐不住了,我向县政府向王书记提出回部队的要求,因为我已经丢开拐杖,他们没有理由阻拦。但我不知道我的五十九团在哪里,就在驻馆陶城西门里的晋冀鲁豫大军区总医院政治部打听,他们看了我的文件,而他们也不知道五十九团的地址,提出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并说正在组建一个宣传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办法,紧接着政治部主任王友政接见了我,确定下来我的归队到他们政治部,参加组建为伤病员服务的文艺宣传队,并要求我动员一些学生来参军。我的回部队是一件大事,应当首先求得父母的支持,于是当夜我就回家了。
令我苦恼的是,父母和哥哥都不同意,母亲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挨了三次枪子没有死就够幸运的了,不要再去挨第四回枪子。哥哥颜洪乐的态度却非常鲜明,反对我回归部队,他原是县大队的地下情报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大队升级成正规军,而他没有去,借口要孝敬老人而离不开家。他认为我是名正言顺到地方休养的,就应当继续留学校念书,我说了在曹楼战斗中看到的村庄的被破坏抗日人员和老百姓的被杀害,蒋家军队打来,咱们家乡将是怎样的景况。哥哥没有了理由再反对我归队,就要求我打完仗之后一定回来,说他虽认字不多,也对付着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戏,听了一些坠子书,俺比你大几岁,看的比你多,行商互相挣钱,官场互相夺位争权,谁见过争着当农人种地的?还是回家最安隐。我这才明白他不跟着部队走的真正心思。
馆陶县第一高小学校知道我回部队组建文艺宣传队,年纪大一些的同学纷纷要求跟着我参军走,我同班的王梦贤、孙春兰、张树申最早报了名,经几番同学校协商,最后确定九人跟我去部队。管伙食的王尚伯老师找到了我,说我的供给粮还有三百多斤,怎么处理?我想起了教音乐和图画的老师,他是从大城市来的,挣的几斗米还要养妻小,就决定把三百多斤小米留给他,就写了字具交给王老师代转,出我意外的是我到了部队之后,那位图画老师(忘记他的名字了)找了来,塞给我个信袋“谢谢你的关心。”我打开看,原是一块旧手表,我不接受,说那小米是给不是卖,他却说:“你给也应当准许他给,给比取是一种高级愉快,咱们共同分享吧。”这样,我只有接受。
晋冀鲁豫大军区野战总医院宣传队组建的很快,从枣强冀南行署来了一些学生,政治部又从各医院所在地招了一批学生,三个分队就分别建立起来了,一分队由刘宝庆当队长,二分队长是我,三分队是女同志,由王梦桃当队长,但王梦桃还不是党员,又要来了赵云芳来当副队长,三个分队都有了党员就建立了党小组,研究掌握全队的工作。这个党小组属于政治部直属党支部,由王友政的夫人贾云任书记,我任委员,主管宣传队的工作。后来宣传科建议我兼任队长,但我很害怕,因为我既不懂戏剧也不懂音乐更不懂舞蹈,就拒绝了。恰巧我知道了在部队担任过宣传队长的郑基顺在北馆陶城里他的家,就建议把他找来当队长,政治部同意了,找来后才知道他没有党籍,因为他是偷跑回家的,丢了党籍,就改任为艺术干事,领导全队的工作,接着又来了一个很懂戏剧的张自新,但他也是没有党籍,就只有如郑基顺一样任艺术干事。贾云又提议任命我为宣传队政治指导员,以便组建宣传队的党支部。这时候从延安来了一批剧团的人,领头的是上海人林杰夫并入了宣传队,自然的林杰夫就成了宣传队长,领导全面工作。恰在这时政治部保卫科长黄志荣找到了我,说王梦桃的夫婚夫原是我们某部的一个连长,携枪逃跑了,要我设法从感情上接近王梦桃,不知不觉中探听出那个连长的地址和活动规律,然后抓捕,黄志荣分析那个连长一定会找王梦桃,说不定早和王梦桃有约,要我一定细心应付不要让王梦桃察觉我的意图,“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我,一定要保密,你我之外谁也不要知道。”
黄志荣把情况估计得不准,我和王梦桃谈了三次家常,她就流起泪来,叙说她母亲替她订婚,而她又十分不满意的情况:“那人是二流子样的人,听说他要从军队回来结婚,我才报名参军,来宣传队躲避的。”有一天黑夜她突然跑来,把我叫到院里要我替她出主意:“他派人找我,要我明天上午在南关一家饭馆和他见面,我怎么办?我怕。”我也想不出主意,但黄志荣的话又不能不给她说。突然我想出了办法,对她说她应当依靠组织保护,她说她找我就是找组织呀。我说我的力量太小,应当找一个大组织,领着她去了保卫科,把她交给了黄志荣,他们怎么样商量的,我没有参加,直到第二天那个携枪逃跑的连长被抓住,王梦桃才知道怎么回事。
万万没有想到由此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而在这场风波中使我看到了很不愿意看到的丑和恶,有了权力,有的人可以变成狼。有一天林杰夫突然召集党员开会,宣布我违犯军纪乱搞男女关系。我本想对他宣布的我的罪状进行解释的,但那是黄志荣说的机密,是不能说的,就质问林杰夫“你没有权力召开这样的会。”而他却要大家表决:“为了维护军纪党纪,任何一个党员都有权力这样作。”结果是只有他从延安带来的几个党员举了手,赞成林杰夫的提议开除我的党籍,连四分之一的人数也不到,我没有待会议开完就跑了,到政治部找到支部书记贾云,她听了也十分生气:“延安来的人怎么是这种作风,别理他!无非是想独揽大权把你压下去嘛。”
开除我党籍这一招行不通,林杰夫就在第二天宣布停止我的工作,由副分队长黄先德代替我的工作。我那时候太年轻火气也太大,没有斗争经验,就赌气的说:“你想叫我干我也不会干呢,我不愿同上海流氓同伙。”我这一骂是个大失策,引起不少人的不满,我去宣传科找到刘海潮科长,向他讲了情况,并要求离开宣传队。刘海潮也是从延安来的显然知道一些林杰夫的情况,他纵起浓眉:“林杰夫这个人老毛病又犯了,把权位看得太重。”他苦笑着又说:“他也太无知,解除你的工作命令他没有权力做,我也没有权力,只有政治部才有权力签署,你别理他。”
“不,我不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你倒愿意配合他,正在商量组建宣传队的党支部,也正在商量你的工作位置,他才来这个对你的突然袭击。”
“那就请科长代我向政治部要求,我走或者他走,至于我的是不是犯军纪乱搞男女关系,请保卫科黄志荣科长说明。”
从此,我不再工作,在众人不敢公开接近的孤独中读书。
也许因为林杰夫是从延安总部来的,顾及着他认识上面的一些大官,最后还是决定我去党校参加学习。林杰林全胜了,不过,这是    的是他还是全败了,因为他的腐化和     太大太严重,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       算恶人有了恶报。但我又想,尚若领导     
在太行山上一个名叫夏庄的大村子里    日党校参加了三查三整的学习,    间里,使我看到了许多人的兽性的一面,使我害怕得出了许多身冷汗之后,终于找出了自己应走之路。我所在的学习队里近二十人,全都是总医院的科、股级干部,由白面书生样的贾学纯当头头。在机关互相之间拉手拍肩是颇友善颇和气颇文明的,而此刻却又是另一种风貌,你揭我和房东女儿眉来眼去,我揭你贫污菜金,他揭你和警卫员搞鸡奸,你揭他用造谣材料向上级打小报告,真是五花八门无丑不有。在这个学习群里我年纪最小,组别也最低,开始一阶段似乎没有我的什么事,只是要我批评他们揭发他们,我借口过去和这些人少接近不了解情况,不愿意下井投石,乘人之危,表现自己的积极性。至于互相批评,只因不慎批评用语中出了毛病,引起了一阵被狼咬。贾学纯点名要我对两位干部检查交待发表意见:“你不能只用耳朵听不用嘴巴说。”这两位干部是医政科科长,家庭比较富裕,是地主成分,三九年就参加革命了,另一位是行政科副科长,是七年前从国民党军队偷跑参加八路军的,两个人交待了又自我批评自己的思想改造不彻底,其他人都批评他们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行动上虽没有多少表现,但心里一定同情地主不满意土地改革,要他们交待同情地主及对土改的罪行。据说这种方法是从延安整风学来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作“大胆怀疑无限上纲”。我的思想所以不通是认为这样互相怀疑互相找对方的罪行不合乎我们前方部队所提倡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因此贾学纯点名我发言时,就冲口而出说出了禁话:“他们检查交待的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不能乱猜不能泼屎泼尿。”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了一阵猛吼,说我是破坏学习破坏整风,并要我站起来认罪,幸亏到了开饭时间,而且是我“值星”负责去伙房打饭,对我的猛吼才暂时停止下来,好心的贾云可能怕我受不了这种场面,借帮助我去伙房打饭劝我说话不能任性,我说同志间这样胡整会越整越难团结,整得大家互相提防有什么好处,只有互相说假话了。于是她提醒我要尽量少说话。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会闷死,学习完后还是回前方。
我的任性终于换来了恶果,第二天,学习一开始贾学纯就宣布由于我的学习态度不好,上面决定我提前(照计划我是排在最后的)交待检查,上午我可以不参加会议而去作准备。贾学纯是政治部组织科的干部,平时常到宣传队来,我们比较熟,他也许怕我又给他惹麻烦,就找到我个别谈话,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破坏整风,他虽向上面说明了一些情况,但上面偏听偏信的已作出了决定,没有办法改变,他只有执行。那打小报告的人是谁?从他的谈话中已暗示出是他的副手张某。吃午饭时我又找到贾云,问她我和王梦桃来往的原因说不说,她说那是机密不能说:“你就受点委屈向自己身上揽吧。”
“我确实没有那种事,是林杰夫的造谣,我怎么能把他的谣言说成真。”
“整风学习嘛,谁管你真假。”看来贾云也是这样想的。“
这期间王梦桃来看过我,她讲了她的情况,虽没有如我一样挨批挨斗,却也吃了不少冷眼和恶语,这时候我反对她产生了同情进而产生了爱,但她心里似乎早有爱了,然而那样的环境我们只有埋在心底不敢表示。刘海潮科长来过,支持我不回宣传队。
运动中的老油子了。说真的不行,我也只有学着造假了,而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过关”而说假话,我经历过许多事,如我和李茅草的真的男女关系也可以不说。对组织老实,在人整人的环境中只能变成一句空话。下午,我交待检查我的生命二十年,由于我的出身我的历史一片清白,他们找不出阶级立场问题,就逼问我打仗时杀过人没有,我说杀过,大家就轰了起来,我说打仗就是杀敌人,不杀敌人还打什么仗,大家就集中力量攻我和王梦桃的关系,甚至说出我如何和王梦桃抱如何同居了,我也是实在管不住自己了,就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干过的事硬贴到到我身上   。”于是又集中攻我的态度罚我站了三个小时,连续骂了我两天,最后的结论是,由于我的态度一贯恶劣,建议给我降级处分。
这是我生命中受到的第一个处分。
整风回来我没有回宣传队而住在了招待所,这期间没有恶  生 样     。由于我坚决不去宣传队而又无法回五十九团,无奈之中我被分配到野战四医院十二所工作。
三个月整风中我看到的丑东西太多,从心的深处作出了决定,少管政事集中精力读书,那时候我刚看完高尔基的一些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心想高尔基和澳斯特夫斯基也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却写出了这么好的书,美化人们的心灵,他们能作到的,难道我不能作到吗?于是便丢开一切烦恼读书了。因为我明白,不把自己的文化武装到大学生程度,是不会成为作家的。恰好我到了十二所之后就开始了南进,过黄河参加了解放洛阳、郑州战斗,我不是医务人员,没有什么具体事可作,行军或者住下,我手头总有书相伴,就这样,我跟着野战医院走进了淮海战场。
人生如水,最大的无奈
莫过于不得不向前流
明知漩涡暗阻,险滩明拦
也不得不去忍受
 
二OO一年四月三日
 
40  淮海战场上的诗情
历史是属于胜者的,我是胜者的一分子。
淮海战役无疑的是一场伟大的战役,它的胜利决定着新中国组建进程。但在我心灵上的具体图象,却不是胜利的各种数字,而是各种形态的尸体,有的是坦克轧进雪泥里的断骨碎肉,有的是冻成冰决的尸体垒成的机枪大炮工事,因此,那伟大两个字,在我的感情里是几十万战士的尸体垒成,不管他们是败者的尸体还是胜者的尸体,都是有爹有娘的中国人。所以,凡想起他们便联想起被历史爱好者最爱说起的赤壁之战,用火箭烧赤壁的是中国人,被烧的三十万人也是中国人。二十多年前我参观赤壁时,看着长江之浪拍击着微微发红的崖石,我没有苏东坡那样的情怀,而题了一首小诗:
三十万兵士,似乎
还在崖壁上流血
而长江的狂浪,那是
三十万母亲垂击崖壁的呼唤
呼唤战死的儿子醒来
我提起这些联想,是因为淮海战役中我正阅读三国演义,而且对诸葛亮这位被人视为神的人物越看越不顺眼。东汉政权烂得不能再烂了,曹操把它暗改明夺了又有什么不好,一定要刘邦的后代人刘备把权夺回来才算合理。还有,如果没有诸葛亮帮助刘备,曹操早把中国统一了,我们论古文古书常提其中的人民性,那么,由于诸葛亮的帮刘备,战争延长了多少年,多死了多少人,赤壁之战就是一例,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孔明的聪明罪大于功。
不说这些古事了,而我在淮海战役野战医院亲眼亲见情感的一些人和事,又多使我想起古人古事。我的战斗位置既不在最前沿也不在后方而是日夜听着炮声、炮弹又打不到的地方,但是具体住处又三天两变,因为蒋家军队突然路过或者突围冲来,就只有抬着伤员换地址。那是很紧张很危险又很困难的,不是我们怕和敌人接触而是必须保护伤员的安全。第一次是我们接受第一批伤员,有几位伤得很重必须立即开刀,架起消毒帐篷刚把伤员抬上手术台,邱清泉的部队来了,我们只好抬着手术台立刻转移。有一次转移前我们派出一个警卫排和一个炊事班打前站给伤病员准备饭,由于天太冷,我们准备了一两锅胡辣汤和油饼,没有料到突然一股敌人来到村边,天很黑风很大,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敌人有多少,警卫排向敌人开了火阻止他们进村。又一个没有料到的是敌人并没有还击,原来他们是突围跑散的敌人,喊话说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条件是管他们一顿饭吃放他们回家。就这样我们抬出了三十斤油饼换回了十八条枪,一场惊险结束了。这样把伤员扛在肩上的医院折腾了一个月,才在昌阳县找了一个地方稳定下来。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心灵的大反省,原来认为只有上前线直接拚杀才是战士生活,根本看不起医院的工作,现在才明白在韧性在战斗中的重要分量,医生  护士  单架员  伤员也  。
我所在的医院天天有伤员来又天天有伤员走,有的伤轻三两天治疗就回部队了,有的伤员伤很重,紧急处理之后就转给后方医院,因此,最紧张的是手术室。而我工作的所人员太少伤员太多,就组织了三个休养连分住三个村子,每个连由两名医生四名医助一个护理班一个司务长一个炊事班组成,我们政工室的三个人各代管一个连。可能我有点文化的关系,被留在所里协助政治教导员朱万林处理日常工作并就近兼管住在所部队所在地的休养连,这个连里伤员多是排以上干部,有我们部队的也有蒋家军队的,所以许多事由朱万林直接处理,尤其是涉及到俘虏政策问题,优待得多了,我们的干部伤员就骂人甚至用拐杖打人。而朱万林也有自己的妙方,尽量先安排蒋家军队军官伤员的手术,伤势处理之后尽快转送总医院治疗处理,这样就减少了发生矛盾的机会。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使我联想起古人关云长,有两个伤员必须立即动手术,一个是我们部队的营长,另一个是蒋家军队的军官,一个打断了肠子,必须立即取出弹片接上肠子,否则会形成腐烂无法医治,一个子弹留在胸腔立即取出而生命危险,但麻醉药用量太大只剩下一剂了,打电话到医部,院部也没有了,正在向总医院求助。而手术又不能再等,把这一剂麻醉药用于谁?从戌情上说应当用于自己营长,从紧急情况比较应当用在胸腔手术的敌人军官,主刀的所长是天主教医院来参军的,他认为在医院对伤病员没有亲疏之分,应当用于胸腔手术,可是这件事医助已告诉那位营长了,营长很硬朗,认为应从政策上着眼,提出那剂药让给敌军军官:“请放心,我不比关公差。”也许护士为了教育和感化敌军军官,他说了我们的营长主动把药让给他用的事,那军官感动的哭了,要求要见见那位营长,其实他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一个住南屋,一个住西屋,我们也认为这是做工作的好机遇,就把敌人军官伤员的床抬到营长身边,于是一件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发生了。那个敌军军官先是说他从心里敬佩营长的人格和胸怀,但立即提出不同意见:“你是一条硬汉子,我也不是软蛋,那药还是你用。”
营长笑了:“你也不要坚持,我也不坚持,我们都服从医生决定吧。”
“医生把你看高了把我看低了。”
“在前线你我是敌人,在医院你我是朋友。”
敌人军官抢着说:“今后你我不会再是敌人了,我看明白了。”
“那就更不该分彼此了,听医生的吧。”
“你是什么官位?”
“营长。”
“我是团长,你该听我的。”
“我承认你也是一条硬汉子,这样行不行,你我都不用,把药让给战士。”
“你又比我高了一尺,敢问你多大年纪了?”
“三十岁整。”
“哪月生的?”
“十一月十七。”
“我小你二十一天,称你兄长吧。”
就这样,在两个人强烈要求下,两个人均用顽强的意志和几身大汗完成了手术。这件事很使我们感动,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两个关云长式的人物一生下来原本是兄弟的,是社会使他们成为敌人互相残杀,结果是肠断胸破。
一九四八年底,冒着大雪我们又转移到张村铺,这是一个大集镇,我住一家四合院里的一座堆满书的屋里,房主是中学教师,我住的可能是他的书房。在这里我生命中第一次接触中国古诗。从他的书架中无意间找到一册《古诗晚》是手抄本,抄得很齐整,也许我询问他的家世多了的原因,他特别指一首诗要我看,这也是我对中国古诗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而且那诗使我进一步的理解了社会,那古诗名曰《兴盘铭》,原文是:
兴其溺于人也
宁溺于渊
溺于渊犹可游也
这首诗意和我在宣传队以及在太行山整风中的所产生的情绪很合拍,可是,人能不溺于人吗?那位胸破者那位肠断者是溺于谁而胸破肠断的?还有,那几十万没有了生命的人,又是溺于谁而尸冻尸碎的呢?我似乎没有力量不溺于人。
 
41  丢失的和得到的
我一生的许多渐愧中有一个惭愧,随着岁月的向前迈步,那惭愧变成悔悟,我曾经有意无意中体验过穷是光荣,不知道损伤他们的灵魂几许。
那是南京解放之后,我们医院移驻黄湖体整准备进军大西南,我被抽调到院部排练《血泪仇》,为了进军大西南誓师大会的演出。演出单位是由中原大学参军来的几十名学生组成的政工队。为了避免惹出麻烦,政工队的行政和政治领导由院政治处宣传股于世发同志担任,我只管导演和伴演杨伯老,徐靖伴演杨伯老之妻,后来徐靖成了我的爱妻。工作中,有人传话我应常去看望朱万林,他现在是院政治处主任,抽调我上来也是他的决定,不应知恩不报。但我没有去他住处看望,只在办公室见过他,这是因为我不愿让人家说我拍领导。还有我听到一些他被提升为主任,原因我也反感,应当靠能力靠本事而不应当靠搞关系,我的自尊也不允许我那样做。
但我似乎有办法去少溺于谁,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我便越来越少的和所长、副所长和政治教导员来往了,因为他们之间越来越不团结了,每一次说完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同样的企望,那就是要我多留一会说说他们各自需要说的一些话和事,我    着自己,不要给任何人提供他们各自打小报告的材料。于是,我把自己更深的埋进了书里。恰在这时刘海潮科长来代表总医院政治部处理伤员中的干部问题,无意间看到了我日记本上的一些短句子,抄去同意作为诗在他主编的《修养》报上刊出来了,这给我巨大的鼓舞,似乎我不溺于谁更有办法了,同时,我在心的深处决定我的生命只属于诗。
淮海战役结束了,我诗的生命却开始了。
我决定把心交给诗神
用我诚实的血和泪
浇灌
就会有美丽的花
回报我的忠耿
 
二OO一年四月四日
 
政工队是一穷二白连乐器和化妆品也没有,于是我奉命去上海购买乐器和化妆品,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但我没有时间闲逛,头天买完东西第二天就上船向回赶,就是向回赶的路上,我   造成了自己的悔愧。
在我在上海买好东西上船向回走的时候,遇见了原野战总院民政科长,在太行山整风时他和我同班,这一次他领人来上海招兵组建卫生学校,第一批学生九人乘船先回安庆,那位科长乘机要我在船上一路照顾。
那九个学生对解放军和他们的新生活充满了好奇,围住我问这问那:“解放军卫校是什么样的?”
“有多少名教授?”
“有几门课程?”
“可以谈恋爱吗?”
“可以出国进修吗?”
五花八门的问题我难回答,就向他们讲解放军的基本的常识,强调了解放军是由穷苦人组成为穷苦人服务的部队。这六男三女的学生中,看起来多不超过二十五岁,三位女生过去可能很爱打扮,这是女人的天性,但显然也知道一些解放军不同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穿戴还算朴素,没有五颜六色的衣着,脸上也只化着淡妆,有的没有化妆,但仍可看出过去化妆的痕迹。在那时候我的意识是看不顺眼的,就多瞪了她几眼,她很敏感,赶快把手藏在衣下。六个男生两个穿着一个上包两个下包没有叠领的学生装,三个穿大褂两个穿皮鞋,我也看不惯,就侧击旁敲的讲了解放军的传统怎么穿草鞋衣服穿破了怎么又补等等,似乎是穿得破旧是一种光荣。虽然也看到了不同意的目光,并没有引起自己的反省,那时候对新兵都是这样讲这样教育的嘛。第二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发现他们都变了,还暗喜自己的教育成果哩。男生脱下了大褂换上了学生服,皮鞋也换成了布鞋或  鞋,据前穿布鞋的那学生讲,有一双布鞋还是从旅客手里换来的,费了好多口舌才说通那个旅客。我听了心里很舒服,那个女生摘赶紧耳环和金戒指我认为是正常的进步,但当别人说出她耳环和金戒指投进了长江,我的心猛烈震动了一下,觉得这个女学生不错,要求进步强烈,但又觉得丢进长江可惜了,那耳环也是金的吧,不戴金耳环金戒指就行了,我说了看法,那个女同学快乐而自豪的伸出没有了金戒指的手:“这不更美吗?新中国嘛就得新!”
“那么不一定丢进长江嘛,寄回家不更好吗?”
“你怕自己后悔。”
“我要改造彻底。”
当时我还赞扬了她的决心。但多少年后回想起这件事,心里一阵暗痛,不是痛那金戒指和耳环,而是痛我的无知和左的意识,人所以要革命不就是因为苦穷吗!革命本来就是甩掉苦穷,一天比一天的富裕起来的,男人富得身穿美衣脚蹬皮鞋,女人富得耳戴宝石环手戴钻石戒指,可是我在船上向那些青年学生传播了什么呢?农村剪资本主义尾巴杀羊砍树,城市里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打右派抓右倾推动阶级斗争,斗得城里人患水腹病种地人饿死在田垅,这一切的一切不能说和传播极左思想(其中有我)没有关系,过去自认为是功的一些事,历史证明是罪。而那时候我没有现在的觉悟,思想不成熟,也没有那么深厚的知识,上面大人物怎么讲就怎么信了,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愚昧。记得那个用皮鞋换成布鞋的男生,他说他是苦穷人家的儿子,父亲是擦皮鞋的,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解放军的卫校录取了,异常的高兴,把一双别人丢了不要的烂皮鞋连夜修补成能穿的鞋,而他母亲更是兴奋,她原是靠给别人洗衣服维持生活,就把别人不要的破烂衣服给儿子拼作一身学生装和一件旧大褂,借此向世界夸耀自己的儿子多么美。可是,在船上遇上了我这一个所谓老八路。在我一连串的作为和话语影响下,他改变了自己美的观念,脱掉了大褂丢掉了皮鞋,以穷苦为荣的走向了革命。回想这一切,我的错误还小吗?“你误的是人家的生命呀!”
第二天下午船就到了黄湖,我告别那九位学生上岸了,他们还需两个小时才能到安庆。后来知道卫生学校并没有组建成,他们有的分配到各医院工作,有的去军政大学了,在进军大西南的路上我遇见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似乎对我这个初步引路人颇有感情,人在愚昧中而不知自己愚昧的时候,是可怜可悲的。
我所以记下以上的文字,是十多年后我的一个大彻底的惊悟。那是在重庆,我遇见了三位女生中的一个,她已是一家医院的重要的政工干部,很爱  人的欢迎,她穿着很朴实,衣服上甚至还有补丁。而在长   农场,我又遇见了那位丢皮鞋者,认出我后他很冷谈,他说他是右派分子在农场改造。他其所以成了右派分子是因为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讲究吃穿玩甚至腐化,大   大放中他贴了大字报揭发和批判那位领导,说他忘    穷苦的革命传统,因以反对领导就是反党的罪名成了右派。我听他诉说之后心里十分难过,原来      革命那一套是说给战士听要战士执行的,而上面的官却一层比一层会享乐,变成越富官越高而官越高也就也就越革命了。可是,那个擦皮鞋的儿子却成了右派分子,成了越穷越需要劳动改造的对象。这一次的长寿湖农场的偶然相会,他对我原来说的话会怎么想?我无从知道,但我自己想起那次船上的谈话,只有愧感。这才突然省悟,我其所以自认为使命感的去扭曲别人,原来自己早已被扭曲。
愚昧只能传播愚昧
正如沙漠只能扩大沙漠
那就把自己变成知识之水
让沙漠变成
绿洲
 
二OO一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