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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翼自传(二)


发布时间: 2017-04-30 14:00:32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我要评论()
摘要:

 

42  留在长寿的失败
有真理不一定就有胜利。有很多时候真理和权力是一对矛盾,当真理掌握在没有权力人的手里,往往要失败。
成都战役之后我带着几十名伤员坐船从成都双流机场转移到重庆下面的长寿县城,由于没有多少伤病员,所的建制基本撤销,一切工作由院直接处理,我被调到院政治处管宣传,但我从成都带回的伤病员仍由我负责。那些琐碎事就不说了,必须说的是两件情景而且是冤案。早在进军南路上,护士排的一个女看护员(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她是山东临清人),就提出要求批准她离婚,我叫来她的班长询问,因为女人说女人方便一些,这才知道她丈夫(系红军干部)不仅打她拧她折磨她,更因为男方性无能,这才把她的要求信转呈给院政治处主任朱万林,而朱主任说现在正忙行军打仗,以后再说,因而就拖下来了。到了成都,又传出那位女看护和一个姓张的医助有性关系。我赶快把护士班女班长又找来,她说两人工作接触多,并且有同居的证据,我这才放下心来,要她转告那位女看护要小心。同时我找张医助,因是同乡我就直接转告他,要他小心再小心,因为女方正闹离婚,不要把问题闹复杂。到了长寿我接到那位女看护第二封要求离婚信,没有想到因这件事我和朱万林主任发生了争论,他不仅不同意离婚还要我严厉批评女方,我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我说我们的政策是婚姻自由,嫁一个不完全是男人的男人,而且还折磨她,女人要求离婚是合理的,合理的事我们怎么能反对呢。而朱主任却强调要照顾老红军干部,还要彻底调查女方的男女乱情,我说没有实据,“捉奸捉双嘛”,逼急了又会出事的。朱主任总算同意了暂时不批评女方,但离婚的事涉及一些关系,他和卫生部领导商量以后再说。那腔调使我想立刻跑开,因为发出那种腔调的意识是:我是领导,你是下级,谁听谁的?不多几日,发现女看护开小差偷跑了,这可让朱主任抓住了,把我痛批一顿之后,要我立即把那个张医助关起来,认定女方的偷跑和张医助有关,说不定是两人暗中说定,不立即把张关起来,说不定他也会开小差偷跑走。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也只有叫警卫排赶快去执行。
使我悲哀的是,誓为打倒封建主义为己任的革命者,却在利用权力维护封建主义,而我这个革命者却因为位低权小无力保护受害者,更令我难受的是我又必须服从命令迫害他们,感情上实在通不过。因此,我走进禁闭室就把心里的火发在张医助身上大骂了他一通,而他却十分老实的承认了错误,说他和女方在成都双流就有关系了,因为他们都是痴情人是老乡,女方挨了丈夫的打向他哭诉,脱衣让他看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他很同情女方,就留她住了半夜。听了他的认错检查我更生气,就狠狠揍了他一拳:“你这是向死处害她,懂不懂!”
“我错了氏就认嘛。”
“你这一认,她就成了带罪偷逃,抓回来还了得。”
他惊呆在那里:“她……跑了?”
我的心却放松了许多,看来朱主任猜他们是双方商量好的偷跑不会是事实了,就出主意的说:“她的开小差,只是不满丈夫折磨而走,不一定去抓,你要承认了和她同居,她开小差的性质就变了,你不能害她。”
他抱头哭了:“我没有想那么多。”
“不承认错才能不是置上加罪!”
我向朱万林主任汇报了情况,他听了张医助吃惊女方开小差的表情,他也有些惊奥:“你认为他真的不知道?”
“要是双方合谋,为什么不同时逃走呢?”
朱主任似乎信了这一点,情绪也缓和下来,但当说到张医助和女方没有男女关系时,他又气了:“我有证据也有证人,他赖不了!”
我也吃惊但只有装傻:“他会骗我?”
“任班长亲眼看见的!”
但张医助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又发生了更大的男女关系案,一个姓李的看护班长肚子大了,显然朱主任对我失去了信任,没有叫我处理。姓李的看护班长和十一所政治教导员朱耀东有恋爱关系,而未婚怀孕仍是不允许的,为了遮丑,朱主任主张他们立即结婚,但朱耀东不干,说他从来没有和李班长有过同居关系,而朱万林主任骂他品格恶劣,睡大了人家的肚子又耍赖不敢承认。前一个月我还是李班长的党支部书记,我看着她们工作二年多,她从来是很老诚的,为了关心,我找她谈了话,她只是哭,哭得很哀痛,哭声之间也夹杂一两句话,其中有一句:“我……很对不起朱耀东……”我听出她心中一定有隐痛,便边安慰边询问,而她只是摇头,要我不要再问,在我认真的向她保证绝对替她保密的情况下,她终于说出惊我出了一身冷汗的事,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院长的,并说出了她被诱奸的过程,说从成都战役之前就开始的,院长给伤员在手术室开刀,她当助手,手术完了他留下了她,她不敢拒绝……
“你现在就应当说出真象。”我很生气。
“我不敢。”
“为什么?”
“上面有人不许我说。”
“谁?”
她又是哭又是摇头。
我可能太幼稚又太任性,满腹的愤怒难忍难控,就决定找朱万林主任说个明白,虽然他有言在先不要我管这件事,但正是他不许我管这件事使我更怀疑李班长哭诉的“上面”不让我说的“上面”说不定就是朱主任,而冷静又一想,那“上面”也许是×××院长本人,那院长医术是不错,尤其是外科手术,前五天才调到重庆西南军区卫生部升任更高的官了,也许这高官升任是他不许李班长说实话的主因,因为李班长说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他的官位就不是升而是降了,但为了自己的官位高升就把自己的错误栽到别人头上让别人的官位下降,这还是人做的吗?这个不平不能不打。值得安慰的是打抱不平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表现最勇敢的是政治处妇女干事徐靖,从朱主任谈话中我知道了徐靖不仅反映了李班长肚子里的孩子是×××院长的情况,而且还坚持了真理和朱主任发生了争论。这也给了我要保护爱害人的胆气,因为那时候我和徐靖彼此之间都产生了爱意,只是藏在心里彼此没有表明,这个事件的各方表现把我们的感情更拉近了。但我就李班长怀孕的事没有和徐靖交换过意见,我顾及到朱主任会说我们互相联合反对领导,会带来对她的不利。
朱万林主任仿佛猜到了我找他的目的,一开始就用话堵我,要我不要瞎搅合,我说我是向他汇报情况,他似乎也耐下了性子,没有表情的听完了我的汇报,却又突然发起了性子:“这是造谣,×××这样大的干部会干那种事!”
为了保护李班长,我没有说是她亲口说的而是说是“群众反映”,而朱主任却说“对群众反映也要分析”,并说他听到了不少“群众反映”,妇女干事徐靖“反映”的比你还多,总要分析总要研究吧,领导总不能当群众的尾巴。
可是,朱耀东也不承认。
朱主任站起来了:“你找过他?谁叫你找他!”
“他被关在禁闭室,我怎么能见他!是群众的反映。”
“群众群众你眼里只有群众没有领导!”
“我是关心领导,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群众会怎么看领导,说不定会有人上告!”
我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朱主任的警觉,他眼睛看着我,烦恼的长叹一声:“这件事……你不要掺和了,领导会很好处理的。”
我很生气也很难过,在真理和权力发生对立的情况下,真理只有服从权力改变自己的服饰?我不愿意做这种改变,口头上天天喊叫要有群众观念群众路线,原来只是要群众随着权力的观念  跟着权力的路线走,否则就是尾巴主义,对于这样的权力者还有什么话可说。使我意外的是第二天朱主任主动走到我面前,看来他的情绪放松了许多,脸上也有了笑,看来院里几位领导对李班长怀孕事件有了统一的意见,自己退一步替他们想一想也实在不好处理,我相信他们在心里确认李班长肚子里的孩子是×××院长所为,但此人刚升调而去成了自己的顶头领导,确实不便“事实求是”,再说,要是那个新升的高官硬起嘴不承认反咬一口说是李班长栽赃于他又怎么办?而全国刚胜利部队刚进城就连连出了两件情景,不处理部队的纪律会更坏下去,而朱万林是政治处主任主管政治思想的,弄不好会影响他的前途,那烦恼也就很可以理解的了,他告诉我他们开了党委会,决定软处理,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不批不斗,领导讲讲话强调军纪。
我问:“张医助呢?”
“放了吧,人已跑了,追明白了又有什么用!”
“朱耀东呢,在群众大会上批判斗争?”
“也不必了。”
“这一招很聪明。”
“怎么,你又不同意?”
“不,我担心要他说话,他会说出真相。”
朱主任又不高兴了:“女方说是他的,他不承认也不行。”
“女方也到会?”
“不必了,只叫朱耀东站在会前亮亮相就算了。”
朱主任找我的目的是要我主持这个大会,我拒绝了,他十分愤怒:“你领导我,我领导你?”
“你领导我。”
“你就应当服从组织。”
“你有令在先不要我掺合这件事的。”
他气昂昂的走了,那次大会朱主任叫最听他话的组织干事王××主持的。
不多久,朱万林主任调咱东军区政治部升任组织部干事处长。
又不多久,那个×××被判处死刑枪决了,因为他升调新职之后仍然乱搞女人而偏有一个女人和他睡了几回之后逼他和自己结婚,而他不干,女人要告他,他就开枪把那女人杀了,这样的杀人案只有处死。
不知道他被枪决之前交待没交待他在李班长身上的罪行,还一个女人生命的清白。
当我回忆这一段生活,随手记下几句小诗抄在这里。
我知道我在我上级眼里
是亲爱的阶石
在他上天的路上
最怕风风雨雨
改变我的形态
 
二OO一年四月九日
 
43  灵魂的洗礼
我这一生最不能原谅的,是自己侮辱自己,为了惊悟,我记下了两段小诗:
常常仰望那轮新月
吊着我生命中的
强暴里的自污
一刀又一刀凌迟我的
懦弱与羞辱
 
但我原谅所有伤害我的人
唯独不能原谅我自己
不能原谅跪在炭渣上
沾着自己的血
编造自己的罪状
前面的小诗,记录了解放不久那次三反运动在我的心壁上刻下的印迹。说实在话我是真诚的感谢那次运动的,它使我对自己的生命对社会真实形态有了更深的体验,同时也丰富了我的灵魂坚强了我的意志,使我能够对待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丑恶,保持了人格的完整。
那是在川东军区后勤部文艺工作队发生的事,我从长寿医院调文工队,可能是朱万林的建议,那时候他是川东军区干部处长,我来之前,文工队已经组建半年多了,下分四个分队:话剧队、舞蹈队、乐队和舞台工作队,还有一个炊事班,共一百二十多人,服装、道具、管弦乐器和灯光幕布等器材都购买齐全,据说共弛一千多万(约合新人民币十万来元)元。因此,“三反”运动一开始,政治部就要我抓这些物品的购买着手,挖出贪污分子。也许经历了一些事一些运动,有了一些教训的关系,觉得这样作容易出冤案,还是先摸摸情况,对几项大的购买作些调查再开展运动才稳当,还有,这样重要的工作须先开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再开党员动员会才合规定。但从政治部领导人讲话中,似乎暗示了队长阎××和他夫人邢××有问题,因为那一千多万元的器具是他们主持购买的,而他们都是党支部委员,这支委会能开吗,这时候头脑里又浮出阎××和邢××的历史情况,我到文工队任职时,政治部组织科向我介绍干部情况时,说队长阎××在旧军队干过,是军区文工团派来的,邢××是旧社会说坠子书的艺人,就觉得这个支委会开不得。按照组织纪律我跑到组织科和王干事说了想法和情况,他也认为先不开支委会,摸一摸情况心里有些数再开支委会布置运动为当。当然,他们主持花掉的一千多元不等于说他们就一定有问题。伤一个人容易,修复一个人心灵上的伤口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决定三反运动中要细心要尽可能不造成冤案,谁料到好心没有好报呢?我找了三十多人个别谈话有的人谈了不止一次,因为我怕因情况不明伤害到人,那时候整个后勤部的三反运动已经展开,财务处和机械处长作为“老虎”已被批斗,连政委何德庆也挨了大字报,显然文工队距离后勤部机关有五里路之遥,但大家还是知道运动情况的,所以我找人个别谈话不得不小心,尽量避免让人觉得我是针对某某人的。但从摸到的情况看,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舞台工作队购买灯光器材、扩音设备上和乐队的乐器购买上,尤其是乐器的购买上,三十多件管乐和二十多件弦乐都是用过的旧件,而乐队队长等多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留在重庆的人,国民党逃跑时他们把乐器带回家,自己参加解放军后再托人卖给文工队,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拿不到证据是很难下结论的,于是我打算找队长阎启宇要来发票查证并派人找卖主调查。我找阎××队长时,后勤政治部宣传科长苏××正和他说话,我们文工队在业务上属宣传科领导,劳科长常来的,阎××也常去他那里,我都觉得是正常的,我没有害人之心,也自然没有防人之心,没有从工作之外的问题想他们的来往。阎××降长答应第二天找出所有发票交代,而第二天发票还没有交来,却突然阎我个人变成被斗争的贪污分子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我的错,不正常的运动怎么能用正常的方式进行呢!倘若我也跟随领导不正常起来,上面布置之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文工队购买设备的一千多万元是怎么花的,要大家揭发检举,当然会伤害一些好人,但我个人不会变成贪污分子被斗。那是我找阎××队长要发票的第二天上午,突然全队集合,苏××科长给大家讲话,说三反运动各单位开展得轰轰烈烈,唯有文工队冷冷清清,为什么呢,因为颜洪林才是真正的贪污犯,从现在起,由他亲自领导文工队的三反运动。接着要我向大家交待贪污罪行。
这突然的一闷棍把我打昏了,要我交待罪行,那一千多万元花用时我还没有来,我交待什么!还是怨我自己用正常的方法对待不正常的运动了,你调查别人,别人也就调查你,这是命运前途的大决战呀!苏××要我交待文工队前一年伙食帐的事,因为心里没有病,就坦然的说明了情况,去年年底结算一年的伙食帐时,管理员和司务长发生了冲突,因为两个人的帐对不起来,相差两万多元(合新人民币二元多),各说各的帐对,后来闹到我这里,为了团结,劝他们不要再吵,相差的钱又不多,商定把两个人记的帐存封起来谁也不要再提,今后的新帐每月对一次就不会有差错了。就把去年的帐和一千多元(合新民人币一毛多)的现款一起封了,但谁来保存又发生了争执,谁也不让谁,最后两个人提出由我保存,这能有什么问题呢?我说完后苏××叫阎××队长的通信员揭发,说我把那帐烧毁了。
有几个人怒吼:“你为什么烧帐,快交待。”
我怎么也想不起烧帐的事,就用眼睛看我的通讯员,他说搬家时——文工队原住重庆南山顶上,山太高路太陡上下很不方便,一个多月前才从山顶搬到山下——是烧了一些旧报纸和一些无用的东西,是和队长的一些烂纸一起,由他和队长的通讯员一块烧的,不知道那些烂纸里有没有帐本。这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断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故意破坏三反运动的正常进行而栽赃于我,就冷笑一声说:“就算是我烧的吧,那帐里有现款一千多元(合新人民币一角多钱),还不够买一包香烟,值得我贪污!”
苏××立即打断我的话,对大家煽动说:“连那一丁点钱也贪污还烧   ,这样的人还会干净了!给我斗给我追!”
从此我失去了自由。
大会散了之后没有让我走,而是留下十来个人对我进行车轮战。所谓车轮站,今天的青年人可能看不懂,但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的特产,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发明,产地在延安,据说延安整风中发扬了巨大的威力,车轮战出了许多后来被评反的反革命分子,现在又搬出来对付我了。运作程度是一群人或几个人围住你要你交待罪行,从早晨到晚上,从晚上又到早晨的帮你回忆和检查你的每一月每一天和哪些人在一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其中哪一样是罪,他们困了可以换人,你不行,你如果困了就用拳头赶走你的困,你困得实在坚持不住向前倒向后倒都有拳头和脚对付你,似乎  骨和神经全被抽去了似的,但头脑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我知道围攻我的人群,有些是奉命而为,并不相信我是贪污分子,也不同意车轮战这种软刀子杀人的方法,但他们没有权力反抗,这些在举头和脚踢的力度上我能感觉出来,我的愤我的怒在指挥者身上,因此我看见苏××背着手走来,就再也忍受不住一种心灵的羞辱,抡起我坐的小板凳猛力向他投去,打在他的胸上,我自己也昏倒在地了。
现在想来这是一种缺乏智慧的反抗,换来的是更惨酷的折磨。当我醒来之后,我又被拉进一群人中间,他们把在延安整风中创造的另一套刑法拿来,那就是要我跪砖,接着又拿来了炭碴,架起我把我的双膝按上了炭碴,本来跪砖就跪得肉  骨疼了,而双膝和炭碴相撞,如万针千刀刺进肉刺上骨,不多时间就肉破血流了。人,到了这种时候已经没有恨了,只有羞辱在心里怒涌,我还是人吗?他们也是人吗?人对人斗争比狼比豹还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无非是死!那么好!你们提问吧,提什么我承认什么就是了。先是提我的手表是怎样来的,我的手表是我在馆陶县高小学校回军队时把三百多斤小米送给老师,而老师回送给我的,但那手表常停摆,走得很不准,在长寿医院工作时,因住的分散,决定向卫生部要一台扩音器要一只麦可风要两支大喇叭,我不懂电器,就领着一名懂电器的人去了卫生部。但卫生部也没有,就派宣传科的人拿着钱领着我们去重庆购买,也许是他为了省钱,就选了一家一卖行买了一套旧的,但需要检修后才能交货,卫生部宣传科的人交了我开了发票就走了,要我们三天后取货回医院。那家拍卖行没有修理手表台,我也乘机要他们帮我修表。三天后取货时,我的手表还没有修好,老板就随手从他们拍卖的旧表中拿了一块交给我,说两块表价镥差不多,你就用这一块吧。我没有感到这表和贪污有关,你们硬说是贪污由你们定,从手表开始他们认为打开了缺口,就用车轮战中逐月逐日检查我的经历着手,开始对我有系统的清算,算到淮海战役,问我兼管伤员连的工作兼管什么,我说我不是医务人员只能管一管伤员中党员的登记,那么党员会交党费的你贪污了没有,你所兼管的伤员连既然死了两个伤员,他的遗物你贪污了没有,只许我回答有不许我回答没有,更不许我说明当时的情况,否则就把淌血的双膝硬摁上炭碴。我在悲愤的屈辱中自污了并且昏死过去……
奇怪的是我苏醒过来的安静,整整两天再也没有人找我。这才知道,心报不平的人偷偷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正在挨批挨斗的后勤部政委何德庆同志,他不顾自己的风险跑到文工队,但没有接受苏××的汇报,而是大骂了一顿:“有罪查罪任你查,查出了罪该杀砍脑袋就是了,何必这样折磨人!比土匪还土匪!”但我相信何德庆政委的骂,不是停止对我折磨的全部原因,而另外的原因我又猜不透。这时候,我受折磨以来第一次痛哭了,不仅哭何政委的救难,更哭人间善良的心还没有全死。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我的新婚妻子徐靖,她从医院来这里和我结婚是享受爱情的,却遭受到一场大灾难,但她没有失去对丈夫的信任,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坚信丈夫是清白的,和我一起承受苦难的同时,还在照顾我安慰我支持我,说一句心里的真实话,如果没有她我会自杀而去,不是忍受不了肉体的被折磨,而是对人性的绝望对心灵承受耻辱能力的丧失,几次企图自我毁灭都因妻子的爱而放弃了。我还要说,我和妻子的爱是这场共患难中建立的基石,是谁也挖不掉谁也动摇不了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她不仅照顾了我的身体更照顾了我的心灵。她知道我是有苦自己暗  的,就找来一些书给我念,其中包括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突然把我推上斗批台又突然放下我不管,苏××不见来了,阎××们不敢来见我,而有的人可能不好意思见我。我也冷静下来,省悟到自己确实错了,不管别人怎样强暴自己,自污总是懦弱的表现,倘若在敌人蒋家牢狱里,这种自污就是背叛行为了,我应当对这种自污行为负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因此我写了一个检查,说不管我怎样忍受不住残暴,我的自污行为应当受到处分,同时对被迫自污的贪污事实进行了如实的说明,尤其是在淮海战役医院那一段,伤员中没有成立过党支部,由于是流动性大  ,不可能成立党支部更不可能交党费,那两位不治而死的重伤员由主治医务组处理,我根本不可能插手等等复写成两份文字,一份交文工队要求他们到军区找朱万林查对,一份自留,恰巧组织科的王干事奉命来帮我搬移住处,说瞿科长很担心我的精神健康,认为文工队的环境不利于我养身体和精神,要我立即搬到招待所去住。我把那两份文字也交他一份转交瞿科长。王干事说通过组织交朱万林写证明材料。
从此我怀着悲愤和愧恨离开了文工队。
在招待所回想自己的生命里程心里很痛心,觉得还是哥哥的意见对,我不该回归部队,于是,就写了一份要求复员回家的报告送给了政治部,不久组织科瞿科长来看我,说组织上不批准我的回家报告,并告诉我政治部决定解散文工队。我听了吃惊的说:“这样,真正的贪污犯就放跑了。”瞿科长没有表态,只劝我安心休息。
苏××、阎××万万不会想到的是,他们对我肉体和心灵的折磨变成了我自强和自律的一种力,促使我的人格成熟,因此,我在一首诗里感谢了他们。
 
二OO一年四月十一日
44  泸州记志
四川的泸州,在我生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我文学生涯真正的开始,以前也写过一点作品也幻想当文学家,但总有些怀疑自己的才气,正是在泸州坚定了从事文学的信心和意志,也有计划的开始了行动。
泸州是成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所在地,我是“三反”运动之后来泸州筹建干校的,这个军政干校是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四个军区撤销组建成都大军区,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的军政干部的集中地,在泸州进行学习、训练之后再到新的工作岗位。干校设四个大队,其中三大队中有一个文艺区队,全是原四个军区还没有安排的文工团员,约有五十多人,徐靖任区队长。由于干校住址是原川南军区所在地,房子和家俱都不需要另办。
我的复员回家要求被拒绝,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军政干校政委优全斌的解释(他原是川东军区卫生部政委)才安下心来,他说由于朱万林不在我的要他证明材料上签字也不写证明材料,组织上只有给我处分,行政撤职党内留党察看一年,我若带着这两项处分回家,地方政府会怎么看怎么对待我,还是留在部队的好。令我感动的是到了干校就恢复了我吃小炊的待遇,照纪律条文留党察看期间是不能过组织生活的,但我却照常参加党的小组会和支部会。令我安慰的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项,而是那两项所内含的领导们对我的看法以及对我三反中遭遇的同情。
而占据我思索的不是这一切,甚至苏××、阎××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也不愿想了,至于朱万林拒绝写证明材料的事是我自作自受,在长寿医院那两件情景的处理,我那样任性的反对他,他是不会忘记的。我脑子里常思索的是利用群众运动整人的这种方式,据说,全军三反运动中本不是贪污犯被逼成贪污犯的有几万人,被逼而死的又有多少?仅长寿医院就死了三个干部,至于苏××、阎××们,他们只不过是逃避自己被害的一种怯弱,我应当原谅。但愿领导人能聪明起来,今后不要再用这种杀人不但杀人名的方法,我自己呢?是决心离开“治人”之路了,全身心的投入文学事业。因为我彻底思索明白了,只要你当官,上面命令你整人你是没有力量拒绝的,作为一个人的我,我知道我没有能力不被人整,但不参加整人只有逃脱官职。为此,也为了回答明白,我曾写过几句小诗,戒自己也戒朋友:
我其所以弃政从文
只是害怕在官位上
没有权力指挥自己的手
不向战友打去——
血泪撕裂着良心
回顾人生里程,五十年岁月过去了,但在我心灵深处仍然感谢着优全斌等军政干校领导,为了照顾我受伤的心灵,在我头顶两项处分的情况下,在校政治部给我安排了一个名曰“文化助理”的职务,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近两年的时间中我只导演了一个   幕话剧  在新事物面前  由文艺区队扮演,军内军外演出九场,其他的时间全部用于读书了。可幸的是川南军区留下了一个比较丰富的图书室,而藏有十几万册图书的川南图书馆距我又很近,这些都给我提供了丰富精神粮食,使我饥饿的生命有了可靠的文化资源,保证我完成人生命运的转变,读书中创作冲动是常有的,我基本上忍住了,只是读书读得实在太累了,才从战争生活日记中抄录、整理一些小诗,这就是一九五六年由作家出版社印行的《胜利的红星》,也写过几篇故事长诗均失败了。
我所以很看重我在泸州的那段岁月,是因为那时候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一个进入中年的人开始学文学,要付出比青少年多得多的劳动才行,况且,自己虽有一些文学能力,还有不少字、词需翻查词典,而要成为一个文学作家,没有大学教授的水平是很难有作为的,虽然过去读过一些书,进城后又根据严文井老师寄来的必读之书的书草读了一些名书,但距离一个作家必备的知识还相差太多太远,因此,除了在时间安排上作了坚持——平均每天读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书,星期日在内——在读书方法上也作了改变,即要读哪位作家的书就把他全部的著作找来通读,不理采文学史和理论家对他的评价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和观念。我坚信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样作也是练习思想的一种手段。而作家的思想不是书本文字传给的思想,也不是上面什么人给你的思想,而是作家自己观察、体验各种事物之后所得出的自己的思想,有了这一条才可能写出别于其他作家而只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对中国文化史有所贡献。也许,这一切思索,是因为我是一个进入中年才开始文学的缘故,按照上面说的自我规范,近两年里我读了约近三百部书,我自己认为效果是不错的。但有一条,我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在当时只能埋在心里而不能公开说的,不是怕无理于理论家而是怕惹来政治麻烦,因为我的观察和思索是从纯文学角度着眼的。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和世界从经济到政治都有惊人的大进步,我可以把我的读书感受和思索分给读者了。
在当时,苏联热正狂的时候,是只许说苏联什么什么好的,就文学来说,我看以的并不是全好,读当时在中国最红的马  可夫的作品,他的《列宁》我认为不是诗,只是政治论文的短句子写法,他的是诗的诗是《穿裤子的云》,高尔基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他的《童年》、《大学》和他的一些短篇。被理论家说得很高的大长篇小说什么一家的事业,我认为很低,写贵族生活高尔基怎么能和托尔斯泰、屠柯  夫比呢!誉称短篇小说之王的契柯夫,他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四个剧本,   的杼情短诗不如莱蒙诺夫的杼情短诗写得深写得重。但普希金的长诗《高加运输线的俘虏》和他的小说写得很有特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对我要从事文学很有鼓舞作用,但在艺术上它不如《铁流》和《恐惧与   》,而列宁提出的“文学是党的文学”之说,引起了我反反复复的思考,最后在心里还是不能接受,文学是人类历史实践所创造,怎么能成为一个党的呢?但那种时候说出来会掉脑袋的。现在看来,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一些文学有关的悲剧,都和列宁这一口号有关,因此到了一九五七年《文艺报》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苏联文学对我的影响时,我就避开了上面提到的作家和作品,选了一个名叫卡笛的诗写成了短文,后来苏联报刊也向我约类似的稿件,我就把《文艺报》发表的文章寄去应付。
在泸州读的最多是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短篇小学,郁达夫是一位大家,可以和苏联的契柯夫相比,矛盾的小说我也很喜欢,就语言文字的美来讲,他的《     》算第一。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记  》告示上说最吸引我,还有他的《野草》也使我着迷。但他的杂文我不喜欢,为什么总是揭人之短总是骂人呢?打落水狗不如拉落水狗救涝水狗救落水狗。就语言文学的美化纯和精神来说,鲁迅、矛盾、老舍的小说是不能改动的,有些作家的小说很感人,但文字可改性大。至于诗,郭沫若的《女神》我觉得没有理论家说的那样好,我倒喜欢读他的《瓶》和《炉中煤》等等。读郭沫若的戏剧作品,不如读《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沿下》、《原野》过瘾。闻一名的《死水》、艾青的《吹号者》、臧克家的《自我的写照》等都是那时候我最爱读的诗作。在阅读新诗之间,偶然的找到了一部元曲里面的单篇(小令)和组诗(套曲)一下子把我震住了,因此对新诗的来源产生了思考,所谓白话诗的新诗说是从外国来的,是胡适带的头,可是读了七百多年前的元曲,似乎比新诗还白话,甚至把俗语村言都大量的使用了,如果把中国七百多年来的白话诗丢开,只靠外国来的那一点东西发展新诗,行吗?从此我把注意力不仅放在外国的诗也着重阅读中国的宋词唐诗和汉诗了。
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一句,我应当感谢苏××、阎××们,他们在斗我的大会上嘲笑说:“你颜洪林拳头大的字还认不满一口袋就想当作家,简直是黄狗咬月,瞎汪汪。”这句话当时听了很难受,但后来想了想,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应当视为动力,因此,每当讲书疲累得睁不开眼就想起了那句话,自己问自己“你真的黄狗咬月瞎汪汪吗?”如果我在泸州读书有成续,一半的功应归于我的妻子徐靖,那时我的大儿子刚生,虽有保姆照顾,但保姆的吃、睡她要管,白天上班工作夜里还要搂着儿子睡,总之,我除了读书之外,家里的一切全压在徐靖肩上,为了保证我的学习,她是任何困难不向我说的。
我今年七十四岁了,回忆我的一生,安静的读书思索文学就算泸州那段日月了,而且环境也好,门前是一大片草地花圃,后门外是一片桂元树,那桂元肉又肥又甜,桂元树中间是一个方方的大水池,读书累了就绕水池走几圈,可惜,这样美好的日子于一九五三年十月结束了,我再一次要求复员回家的报告批下来了,但是转业而不是复员。就这样,我离开了美丽的泸州去成都西南铁路工程局政治部报到了,结束了专门读书的生产。
直面人生是一种勇敢
倒下并非就是怯弱
倒下的第一个欲念
就是重新站起来
忍着哀痛
燃烧屈辱
 
二OO一年四月十二日
 
45 我又回到老九团
到了西南铁路工程局之后,首先去宝成铁路工地走了走看了看,那些开山铺路涉水架桥的场面,使我常常想起老九团,听说老九团改称一五五团进军西藏去了,因为开山架桥的工人们原也是解放军,如我九团的老战友,而工程局长是赵健民,他调山东当省长之后,熊宇忠接任局长,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晋士林、匡斌  的人物。同时,也常使我想起林杰夫和苏保华式的人物,两种人物两种人生恣态两种心灵在我眼前对比着,促使我思索了许多人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都是穿着军装的名曰革命者怎么那样不同呢?有的人进了城掌了权争地位争房子争享受并且你斗我我斗你,而这些开山架桥人,昨天拿枪打天下,胜利了放下枪就开进荒林深山建设新中国,不少人如我一样身负多处弹伤仍腰结绳索吊在山腰轮锤打炮眼,工程四处有一老班长,姓赵,战场上他左手失去三个指头,炸山放炮中又失去了半条腿,但他不去住休养院,在工地给工人烧开水。和我一起常去工地的副局长黄新义将军,身负十多次伤,一条腿残废不能打弯,在工作中仍常向工程师学习工程学,局长熊宇忠则专心的和工程师研究各类石头的特性。这一切使我决心改变自己的读书和写作计划,放下已开始之所以的战争生活题材,专心记录铁路工人的生活,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我的战友》和一些短诗如《在云彩上面》等作品,刊发在《西南文艺》、《人民文学》、《作品》、《工商导报》等报刊上。同时,选出几首工人们喜欢的诗,作为一铁路工程局文工团(我是团长)必演的节目在千里工地上朗颂,话剧演员陈西华很善于使用声调,每一次的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也正是在这种建设激情鼓动下,我们的文工团每年有二百天的时间在工地上生活和演出,我的妻子徐闰在西南铁路报当记者,也是常跑工地,描写、报道工人的劳动,她向我不断的传递工地的好人好事,向我提供了许多好素材。应当说我的描写铁路建设生活的作品,有徐靖很重的一份劳动。家呢?全托给岳母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我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西南铁路文工团是川南行署文工团原班人马调拨给工程局的,原来的团长是魏荣,他调走拍电影才派我去的。为了多下工地多和工人接触多有时间写作,文工团的工作主要由副团长、各队队长和秘书负担。当然,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活动,就是首先把这些共同工作的人视为朋友而不只是上下级,只有朋友样的信任才会有团结才会有他们大胆独立工作的自我提高。
天有不测风云,上面突然来了命令要开展肃胡(风)肃反(革命)运动,我的心一下子悸惊起来,可能是运动吓怕了,一种心理反映便是心速加快加重,重得我自己也可以听见。幸亏我当时在工地,秘书电话告诉我必须立即返回,我可以在回成都的路上很好的想一想,要接受以前各种运动的教训,想出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要造出冤案,尽量不要伤害人。回到成都团里当天就开了党的小组长以上的会议,学习文件之后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先是挑选几个谨慎心地善良的人组成领导小组,动员大会之后分队学文件,可以边学边议边揭发,时间可以放长一些,这期间领导小组成员分头看档案材料争取作到心中有数。在方法上基本不采取大会批斗,各队的人在各队处理,要尊重人的人格,听取被审查者的交待和申辩,我强调了稳才可能准,准中小有狠!没有料到大家满怀信心工作了三天,就有人跑到政治部告我右倾,政治部肃胡反办公室把我叫了去,但并没有批评,只说文工团人的来源复杂,一百六十多人中就有四分之一来自旧政府和旧军队,国民党校官就有两个等等,我也乘机要求政治部派员来文工团领导运动。有幸的是政治部派来的组织部一位女科长很稳重很能听不同意见,经过一周的反复交换看法,她完全和我一致了。这样文工团的运动就有了正常进行的基础。但我不得不放下刚开始的文学创作,全部精力放在运动的推动和策略思考上,心灵里又升起了那种当官无奈的感念,这次运动之后,还是设法推掉这个官位。令我自慰的是,不管“运动”中遇到了多少难题,总算没有留下愧恨。四十多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我和文工团的十几、二十个同仁相聚在一起喝茶,他(她)们也都退休了,谈起过去相处的日子,仍如四十多年前一样友爱,回忆中大家一致认为那次的肃胡肃反运动中没有留下冤案没有留下遗恨。只是后来我走了以后,那些没有划为反革命的同志大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冤死在劳改地再也回不来了。这种互相间的信任互相间的真情,我又一次感到我回到了老九团。大家虽然笑声不断,眼里似乎都有泪光,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妻子徐靖。
四十多年前的那次肃胡肃反运动,铁路文工团最难处理的是那么几件事和几个人。一位姓陆的和一位姓王的是音乐家,他们一个在乐队当指挥训练乐队,一个负责全团的音乐教育和教  ,指挥大合唱,运动开始心情紧张,但主动的交待了自己的经历,和我们调查的相符,他们因要抗战打日本才参加国民党军队某战区乐团的,并参加了国民党,是一般党员,教过唱过反共歌曲,后来被授为少校军衔。国民党失败后,当找到一个适于自己的工作有一碗饭吃,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文工团,几年来工作踏实学习认真。还有一个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的电台台长,支缅甸参加抗日,回国后就去报考大学了。另有一人在国民党宪兵学校学产,毕业后当了半年班长就解放了,没有发现他作过什么坏事,喜欢文学,也颇有才气,参加文工团就在创作室工作,后来写出了铁路工地生活的独幕剧《女技术员》。面对这三种情况的四个人,大家边学习有关政策边争论而且争论的很激烈,我们领导小组和组织部那位科长,主要引导大家遵照政策思索三方面的问题,一,他们首先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二,他们是从旧社会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他们的问题是那段社会历史给他们的,三,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有没有和有多少罪恶,既要坚持阶级斗争的观念又要坚持仁义之道,弄清问题还他们一个历史真实,使他们轻身上阵向前走。但我担心上面干预说我们右倾,就请那位科长向政治部进行专门的汇报请示,令我宽慰的是得到了上面的支持。经过近一个月的群众争论和领导小组的研究,四个人都作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分子,经上面批准当众宣布的时候,四个人都哭了,而大家的情绪和互相友善的表示,在我心里又暗暗的和在馆陶的宣传队、重庆时的文工队进行了对比,心里又一次升起回到老九团那种感情。后来,我把这种感触写成了一首小诗:
当你弯下身去扶起来
被生命累倒的人
才能真正体验到
人,站立的价值和
美恣
当然,西南铁路文工团的肃胡肃反中也查出了两个有罪行的人,一个是地下党的叛徒,但没有如法炮制捕关大牢,而是遗送回家种地去了。而文工团的这次运动其所以令我自慰,一是上面领导开明和政策水平高,再一个原因是没有林杰夫苏保华式的人物插手。
但说心里话,几个月的运动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并下决心设法离职,谁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运动,谁能保险不再遇见林杰夫苏保华式的领导!而且,我既然决定把自己一生交给文学事业,就得躲开这些让人百分费神的人际关系,这是我性格中最不善于处理的难题。
我知道,文学道路上也有陷井,我滑力量和能力不让人整自己,但至少我不会被迫的去伤害别的生命。
所幸的是我一年以后达到目的了,正当领导反复谈话动员要调我去局农副产品或铁道部共青团委工作时,我看到了一个文件上刘少奇副主席的一个批示,大意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要动员一些经历丰富的又有一定文学基础的老战士当作家而且鼓励他们要当大作家,我拿着这个批示找局长熊宇忠和副局长黄新义,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批准,我离开了实际工作去重庆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了。
开始了一个血泪渗半的文学梦。
我是再也回不到老九团去了,然而,这更使我怀念老九团和老九团样的铁路工地的生活,因此,在到了重庆作协报到之后,便集中精力写了两部比较细致又比较概括的反映宝成铁路工程生活的作品,一是长篇抒情诗《雪山野火》,二是长篇故事诗《彩桥》,这部长诗后来发表在上海的《快报》上。完成了我对铁路工人的许诺。
其实,这两作品写的都是老九团。
大地总是满怀欠情的
献花
送果
才变得如此聪慧,和
富有
 
二OO一年四月十四日
 
46  通往文学殿堂的路上
文学家的泪不是从眼里流淌出来年,他的血也不是胳膊腿血管破裂流出来的,而是从心灵的伤口喷出来的。
有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最怕的应当是人成名猪长壮之前,成名了长壮了固然嫉妒之刀会向你砍来,但不一定他的力量够用,成名长壮之前就石一样了,我曾遇见过不少青年朋友有志于文学,但稿件常被退回甚至不退而失望,甚至绝望。我曾写过一首短诗给他们,其实是给我自己的。
应当努力破译
人生的十字路口
奉命而走
还是自主的把双脚
迈向路之外的荒凉
那种心境
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要走上文学殿堂,必须学会一种能力,即把一切歧视、嘲弄、羞辱和打击,都改造成一种向前走的勇气和动力。否则你会被气得吐血而亡的。当然还有另一种方法,即送物送钱送情买路,但你那是帮别人羞辱自己,文学家应具有的灵魂就不干净了,是自杀的下策。我的性格和道德观支配我拒绝自杀式的下策,走忍受和抗争之路。
我最初的一些作品多发表在重庆的《西南文艺》、《工人日报》、《新华日报》、成都的《西南铁路建设报》和《工商导报》,只在四川文联办的《群众文艺》上发了一篇不成器的短小说《搬家》,有了这样的借口,我带了一些诗稿去了四川省文联,感谢他们发表《搬家》对我的支持,拿出诗稿请他们指教,这也算是对他们的尊敬。还有,我在泸州军政干校试写的两首叙事诗,按组织规定我交给了成都军区文化部,部长李模很重视,交四川文联请专家教政,两年多了没有信息,而我又没有留底稿,也想借此机会要回来。接见我的是李累和一位诗人,他们说那两首叙事诗找不到了,可能搬家时丢了,对我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好心的戒告:“你的文化底子低,还是学写散文小说合适,诗是文学的文学,你的文化底子恐怕不行,还是不要学吧。”开始我的自尊很受不了,很想反驳几句,但人家是专家,又是你来主动请教的,我的文化底子是低嘛,有什么好说的。但在内心深层开始了反抗,决定从此少写小说散文,集中力量学习文学中的文学诗,而且还要在中国最大的刊物发表,半年之后,我选出四首短诗寄给了北京的《人民文学》被诗人吕剑老师看中,在很重要的位置发表了出来,紧接着,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发了这四首诗,广东的《作品》也来信约诗了,我又寄给他们几首也很快发表了。我高兴的同时,也感谢李累他们,这里面有他们从反面激励的力量。如果没有“诗是文学的文学”的谈话,也许我不会是以诗成名。
《人民文学》、《作品》等刊物对我的鼓励,使我有勇气把诗作整理成册送重庆人民出版社,他们处理的很快,一个月就回了信并决定印行。这又是对我从事诗艺术的追求一大鼓舞。但随后就来了更大的伤心,重庆人民出版社工作进度迅速,很快寄来了校样,也寄来了令我感到心冷的自尊伤害。那诗校样是一首紧接一首排版的,不是按常规首与首分开的,我校完寄回时写了一封信,要求改版按照诗集的惯例一首一首分开排版。得到的回信更令我感到羞辱,说我的诗集《大巴山早晨》能够出版就够给我的照顾了。这种“照顾”我是不能要的,便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抽回诗集不再出版了,但没有回信,两个多月后我接到的仍然是一首紧接一首排版的成书,那意思很明白“你学诗才几天,一切要听我们安排才行。”我气而无奈,而又不愿忍受这种伤害,就给重庆作家协会写信要求帮助,在重庆众多诗人的批评下,《大巴山早晨》第二版时才改成首与首分开排版。
我写出《大巴山早晨》出版的故事,并不是计较早成为历史的事,而是想说明一个文学青年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业余作者走向文学殿堂的路是多么多坷多坎,而那些掌握着报刊和出版之权的人群中,吕剑那样的人是多么可贵可敬,而且其中也难免有林杰夫、苏保华式的人物。
文学青年朋友们要把必走之路上的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但不要后腿不要停步。
政界在官们上有你挤我我挤你之争,自我清高的文学界比政界好不了多少。我还没有走进文学界的门,就感受到了这种挤压力,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共青团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初召开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样一次专门会对于闭门自修的我,是一个很实际的学习机会,我去了四川文联要求参加北京的这个创作会,但没有人答复我行不行,好象没有我要求的这回事,冷淡得如冬天的一池死水。朋友们劝我不要再要求,说名额有限,文联内部谁去谁不去还争得不可开交,还能顾得到你这个门外人。我又写信向重庆作家协会提出要求,还是没有人理我,据说,重庆作协如四川文联一样忙于内部名额分配和争夺,你又不是作协重庆分会会员,怎么可能会准许你出席创作会议。但我仍不愿意失去这次学习机会,就壮着胆子给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写了一封要求参加创作会议的信,同时寄去两册排版十分不象样子的《大巴山早晨》。
我本不抱什么希望的,却意外的有了希望,中国作协很快来了信并附寄来一张加入中国作协会员申请表,要我立即填写寄回,同时要我持信去作协重庆分会报到参加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重庆代表团。到了重庆我才知道,我的名额是北京总会给的,因为那时候作协重庆分会包括云、贵、川、藏四省,分会主席是沙丁、副主席是贵州的     、云南的李桥和重庆的曾克,会议名额实在难以分配。
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是老诗分公木老师亲自向我讲了他对我作品的批评和看法,只恁这一点,北京之行我没有白来。其他的诗人老师也有批评,但比不上公木老师讲得那样深那样透。当然,由于中央电台正在播放我的诗,出版社和报刊找我的人比较多,这就引来了一顿对我的严厉指责,在一次分团会上(重庆作协和四川文联组成了联合代表团)李累指责我无组织无纪律乱接待出版社和报刊记者而没有经领导批准,其他几个诗人也跟着指责我自高自大,要我作出检查。我没有理采指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检查,人家找我没有经你们批准关我什么事。
我其所以离开官职走专业创作之路,还要感谢一篇文章好心的警告。一九五六年秋北京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致雁翼”的公开信,提出了我诗中的一些不足,《文艺报》要我回信反批评,我拒绝了,因为我确确实实有许多不足,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诗人,还必须读很多很多书研究许多问题。但生命的时间有限,不能再分散使用了。经过组织批准,我了开了西南铁路文工团去重庆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我已经是近三十岁的人了,深知自己的不足,就作了一个时间分配计划:平均每年五分之三的时间读书,五分之一的时间下去生活,五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创作。而我的读书还是老方法,在通读每一位作家作品的同时,重点放在忠实的遵守读书实  进行研究,我发现拜伦、惠特曼、蕾荣等等大诗人的作品都没有赶上中国的李白和苏东坡。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也没有超过中国的古曲戏剧剧本。但他的十四行诗很使我感兴趣。拜伦的长诗太散,不如他的短诗,在中国宣扬最多的海涅的诗不如席勒的作品深厚。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很吸引我,但她的诗不如中国的李清照的词美,古巴的马蒂的诗和匈亚利裴多菲的诗很令我神往。印度泰  尔的散文诗给了我许多启示,但我更喜欢他的长篇小说,在集中精力研读外国作品尤其是诗的时候,我想打破十四行诗的一些“规矩”进行改造,使这种形式不仅善于描写私情更能描写中国的建设生活,就写了《在钢铁厂》、《雪山野火》、《黄河船队》等诗作品,这里还有一个放慢读书研究抽出更多时间写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我已成了没有工资收入的人,三个孩子一位老人,我必须用稿费供养。
当从事专业创作我到重庆作协报道之后不久,办公室主任刘星火找我谈话,说专业作家不能拿工资而靠稿费生活,我提出质疑,“为什么”其他专业作家拿工资呢?他说曾克是分会副主席,刘盛亚是创委会主任,高婴是青委会副主任,他刘星火是办公室主任,一句话他们都兼任领导工作所以拿工资,你雁翼只是专业作家,就只有不拿工资了,我问不拿工资的作家还有谁?他说沙丁是自己放弃工资的,别人没有了,也就是说,我若要坚持专业创作就必须放弃工资,否则回你原来的单位。
文学殿堂的大门被我闯开了,但我却变成殿堂不供应食吃的人。我没有路走了,原单位我是没有脸回去的,只有多写一些作品,换一些稿费供养老小了。由于稿费标准改得越来越少,一九六一年恢复了我的工资。
然而,我不后悔,文学之花,总是靠肥沃的泥土的而文学作品肥沃的泥土,便是作家苦难的生活。
人生的遭遇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不要迟滞脚步
留连花间的梦
如果必须回首,那就辨认
跌倒处的那滩血泪
所着力描绘的
醒世格言
 
二OO一年四月十五日
50  心灵的检验
说起反右派斗争,我首先应当承认错误,检查自己的灵魂,向自己伤害过的人认罪,运动的开始我是积极的,那积极二字里有公心也有私情。在一次重庆市委召开的鸣放会上,刘盛亚先生拿我为例子批评共产党有宗派,他的原话是:“一个没有念过书,连标点符号也不怎么会用的雁翼弄来当专业作家,恁什么?只因为他是老战士会唱颂歌,这还不是宗派是什么?”为了抗议我下午退出了会议,问题是开始反右,我写了一首小诗《我就是   派》送人民日报刊发出来,诗里虽没有点刘盛亚的名,但是针对他而发的,这算是借反右泄私愤吧。后来,我又写了责骂流沙河和  丰的诗,全是  上面给我的材料奉命而写的,应当向他们二位认罪的是,虽不为私愤,至少是想表现自己积极吧!我的悲剧是,反右运动越深入我就越积极不起来了。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画家吕琳被批被斗成右派,他是从西北来的老革命,宝成铁路工地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画画我写诗,两个人合作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画集,铁路工程局领导和工人都说好,正因为如此,一位领导指名要我揭发,那意思我心里是明白的,说领导的坏话反对领导就是反党,而吕琳这位老同志受排挤心中有气是自然的,说领导的霸道和错误在所难免,但我不能说,而又不能不发言,就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活小事,大约很使那位领导失望。
爱多事的刘星火终于多出了事,他接到工厂和学校的邀请作家去演讲信竟然自己去讲并且为演讲费多少发生笑话,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于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一职被撤去,要我去顶替,反抗几次无用就用“暂兼任”一词去上班。但既然有了这个“暂兼任”的责任,就得说出自己对反右运动情况的看法,然而我多了一个心眼,在没有向几位直接领导运动的人说情况说看法之前,我先借机会向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讲了情况,总的看法是面太宽了吧,连老解放区长大的孙静轩也成问题了。任白戈倒比较客观,说我可以向文联运动领导小组反映。为了避免引起别人说我是否定前一阶段的反右运动,我没有说别的,只讲了对孙静轩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他的一些言论主要是他性格的反映,不是政治思想上的问题,应当帮助教育,不宜把他划过去。曾克同意我的看法,她也讲了孙静轩性格方面的事例,邓启吾也接着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样,别人也不便再反对了。最后决定派人和孙静轩谈话批评他的错误言论,要他写出检讨认错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表态。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过关了,这个任务要我去执行,因为问题是我提出来的。我想了半天才敢找孙静轩谈,因为既要让他了解如果不写检讨文章后果的严重性,又不能说出领导小组讨论的情况,和他谈了两次,很费径,他不任性,害愿接受恶果也不写检查文章,我也火了,大骂了他一顿,所幸的他口头上坚决拒绝,后来还是写了检查认错的文章发表了,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山东文联反右运动办公室转来的几封信改变了这一切。有一天,领导小组把我喊去很严厉批评了我:“你是有意保护孙静轩还是无意,这以后再说。从山东转来的他给朋友的信可以证明他不是你说的性格上的问题,而是骨子里反党!”我要求看看那些信,被拒绝了。那些话语和面孔的冷,令我的心打抖,警告我不许告诉孙静轩:“他的事由我们处理,你不要再插手。”
我处于很困惑之中,散步中我遇见了张柯岗,他是曾克的丈夫,便想从他嘴里打听一些情况,他也表情冷硬,说我是孙静轩好朋友,还给他介绍爱人,难道还能说不了解。但最后总还是丢出了几句实情:“孙静轩给他山东的朋友孔浮信上说他恨得想杀人,这仇恨还算小!”
宪法规定通信自由的,怎么能把人家的私人通信截下来呢?也许是孔浮出了问题,抄家抄出的,但也许是孔浮被迫交出来的。如果张柯岗说的话是真的,那话合乎孙静轩的性格,然而,气而急之言能完全算数吗?看来,孙静轩那篇检查认错文章白写了。而曲指算一算被划成右派的人,仅文学方面就有刘盛亚、温田丰、游历、张  、杨禾、王  、李南方、罗囚等等,现在孙静轩也难保,搞文学的人只剩下曾克、张柯岗、高婴和我了。不是说百分之一、二、三吗?现在是六、七十了,正在这时,文联大字最显眼的墙壁上贴出了很大一张没有多少文学的大字报,连雁翼也被揪出来示众了。那大字报是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大雁,脑袋是我的,很象,尤其是鼻子眼睛和嘴和我的照一样,大雁伸开了双翅,翅下是一群人的各形脑袋,文字是“保护右派的根子终于挖出来了,雁翼赶快认罪。”这温画是版画家李焕民画的,当然是奉命而为。现在想起来很可惜没有把那幅画保存下来。
我看到温画头昏眼花的就跑回屋里去了,自从孙静轩的问题再被提出来,我就预感到要出问题,但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右派”分子,看来,人生路上又遇见了林杰夫和苏保华,当天下午把我拉到大会会场接受批斗,但发言的并不多,而且发言的多是空洞无力。看来,主持批斗会的人很下不了台。
我被勒令写交待检查,但我不知道写什么,心里只有悲愤,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结局,难道仅仅因为孙静轩的事吗?那漫画的文字似乎透出了另一种意思:“保护右派的根子”,就不至于孙静轩一个人的事了。那么,很可能我向任白戈书记谈的问题他们知道了,认为我是告了他们的黑壮,既然这样,写交待检查也无用,人家想把你置于死地,在这样的运动中是轻而易举的。
在这样的岁月
沉默,民许是我唯一的权力
正如火山
燃烧自己的心
准备着怒吼
我没有作交待检查,因为我知道那没有用,我不是领导运动的人,怎么可能是保护右派的根!至于孙静轩,他给山东朋友写信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突来的灾祸没有告诉远在成都的岳母和远在贵州的妻子,我不能让她们担惊受怕为我吃苦,但我也不能等着挨打。于是,我便写了两封同样的信,讲了我不应当有的遭遇,分别寄给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和四川省委组织部转交四川省委管组织的书记徐   ,他们都是我的同乡,了解我的革命里程和我这个人。也许这两封信起了作用,再也没有人来催我交检查交待的材料了,有一些会议又喊我参加了。有一位领导又象说闲话又象解释的讲了:“你太自傲,那漫画只不过向你敲警钟吓唬你!”这种鬼话我能信吗?只有冷笑。又有一天,秘书罗湘甫同志送文件要我签发,我说我是“右派根子”,早不是“暂兼任”的办公室主任了,这字我不能签也无权签,他说没有谁说过撤销你的职务,工作还得找你,并说这是上面领导要他来找我的,我只有签字了。
一场突来的奇祸又突然的消失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至今是个谜,但对我来说却长了见识,看到了许多面容和善背后的   ,细想一想,灾祸突然的来突然的去也是正常的。
喜欢治人者,大约
也喜欢受人治
在治人和治于人之间
玩出了许多花招
我觉得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虽打断了我的读书计划,但“反右运动”这部书最值得细读深读。
 
二OO一年四月十六日
51  《星星》设策鬼门关
反右运动的灾难刚过去,一场更大的灾难向我压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星星》诗刊的执行编辑诗人傅仇给我了一封信,讲了《星星》开阔诗歌发放的     事,问我就《星星》发表的讨论文章有什么意见,他是私人来信,因是诗人朋友,我就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诗歌下放首先是诗人下放,刊或不刊是主要的问题,尤其不能拿诗和相声相比。三月底收到傅仇来信,说我的意见《星星》主编李累很看重,决定发表,我还没有回信,就接到傅仇寄来的校样,读了大吃一惊,他们不仅删去了我那封信的某些段略,还加上了编者按语要大家讨论,用意很清楚是要展开对我的批评。我立即在校样上写了我的态度:“一,这是我的一封私人信,不要发表;二,如果一定要发表请不要删改,一字不漏的发表。”寄回去了,大半个月接到刊物,才知道我的意见根本没有理,傅仇也再没有来信。从知情人那里打听到,李累说为了批判的需要,《星星》诗刊有权不经过作者同意发表任何文稿。这是很明显的故意整人了,一股怒气从心底升起,就给负责编稿的傅仇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们是鬼还是妖,故意整人的方法比封建帝王还霸道还可恶。没有为美观的是这封私人信他又交给了李累。据文章鸣放中揭露,李累拿着我的信和有关资料向四川省委作了汇报,说我是有意反对思想改造反对毛泽东主席关于新诗要向民歌和古典诗学习的指示,这大帽子一戴那还得了——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五八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成都金牛坝期间,批示过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展,但我是被暗中划定中右的人,任何文章是不会让我看的——而且,毛泽东的X示发于四川竟然在四川有人反对,还能不作为大敌情对待吗?于是由《星星》策划和组织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首先,由《星星》召集在成都的报刊、出版社、电台的文艺骨干和文联各协会人员开会,听取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  群同志带头批判雁翼,四川日报发了一整版《星星》发了小半本,从此,四川各报刊一齐起来批判雁翼,因为李副部长对我的问题定了调,叫作“穿着西装下农村的资产阶级老爷”,“公开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在诗歌问题上和党争夺领导权”等等,紧接着安旗写出了大块文章,拿我的十四行诗作证据,说明我的的确确是资产阶级老爷,而且还是胡风理论路线的继承者,十四行诗《路的歌》宣扬的就是胡风的“到处有生活》,是拒绝思想改造的例子。大家都明白她的意图,那时候胡风是毛泽东定性的反革命分子,我雁翼自然也必是反革命了。这场大批判重庆的《红岩》   表现得比较冷静,也可以说重庆文艺界表现的比较冷静,也许对这场大批判有不同的看法,发表的批判文章调门也比较低,但这是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大批判,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又不能不批判,最严厉调门最高的是柯岗的长文《雁翼如何走上了歧途》,他的结论是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是根源。他文章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例举了我一首诗同时在《在云彩上面》和《里山之歌》中出现,《红岩》编辑部对我还算客气,把柯岗的文稿拿给我看,征求意见,对文章的论点和辱污人的语言文字我没有权力提出修改,但对实事不符我有权提出更正,就找出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我的信,说明那一首诗两用的错误不是我追求资产阶级名利而造成,是出版社接到我的信而书已经付印装订来不及改正造成,使我难过的是,柯岗竟然在事实面前而不改正说法,照原稿发表了,这显然是故意把我搞臭,我找他大骂了一通。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作家,我的大骂他也只有听着,虽然说出了许多威吓的话。
我愤而悲,悲的并不全是为自己的命运,李累、李亚群、安旗、柯岗们的内心深处真的为保卫毛泽东思想吗?假如毛泽东不是权力极大极大的主席,就是我真的反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他们也不一定写文章保卫,他们的作为只不过想表现积极升自己的官位罢了。
世界上陷井最多的
是辉煌的官场
你挤,他抢
受害的往往是忠良
这场对我的大批判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直接牵头的,按照组织规定,重庆作协党组奉命要我写出交待和检查,我明知道拒绝会带来惩罚,但接受三反的教训,没有的决不能说成有,我拒绝作检查。可能上面在催要我的检查材料和态度,党组就召开了一个少数人参加的小会,要我在会上用口头检查。在整个这场批判中,重庆作协和四川文联相比有些同情我,因此,在大会上我的态度也是平和和诚实的,为了避免使他们为难,我也没有多说李累等的问题,只讲我为什么不能作检查的原因,主要说了四点:一、我那封信中强调了“首先是诗人下放”,就表明了我对思想改造的重视;二、我的信是三月初写的,毛主席批示新诗应当在民歌和古典诗词基础上发表也是在三月,我不可能知道毛主席的批示,而且至今我也没有看见过批示,因此更谈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批示;三、我的全部作品证明我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四、如果我检查就等于欺骗组织。他们记得很细,有的句子听不准还对我进行了询问,看来他们是要上报的。
当然,列行公事的,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
由于大批判是在报刊上公开进行的,我的朋友很关心也很担心,来了不少信,但我没有敢回信,我怕给他们带来不便,谁知道这场批判会向怎样的前途发展,但我把上面提到的四点和秘     被批判的信交李亚群整版的批判文章,寄给了党中央的总书记邓小平政委(后来听说邓小平政委把信交给周杨同志了),然后我就去工厂学车工去了,离开作协人与人之间的斗心眼。我希望自己的心情会好起来,报纸上也不见批判文章了,只有《星星》还在发表批判,但也是有气无力了。到了一九五九年春,连《星星》上也不见批判文章了。
这是一个我估不透的谜,是我给邓政委的信起了作用,还是重庆作协党组上报了我的四点意见改变了李亚群部长的心思?或者整人者的良心突然发生了变化?也许整个形势不利于他们再害人,估不透。但他们并没有改变对我的命运的安排是清楚的,只不过方法有些调整而己。因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计划中,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套诗选中有我的一部《白杨颂》,我看了校样,并请老诗人邓君吾帮助看了一遍,请他写序,他看了校样后还  出了序文的提纲。我一九五八年二月把校样寄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老诗人刘岚山老师,并说如果他们同意,请给邓君吾写信请他写序。但从此没有了消息,后来才听说四川省文联写信阻止了我诗选的出版,改成出版戈壁舟的诗选。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显然不同意这种改变,两年后,用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了《白杨颂》。
实对实的说,《星星》策划和组织的这场对我的大批判虽然是一个政治陷井,但我仍要感谢。为了抵抗这场大批判的精神压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我把自己关起来进行了《紫燕传》第一部《东平湖鸟声》的创作,建国十周年前夕刊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立即出版了单行本,茅盾主持的中国第一次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奖,但四川没有准许我去北京参加授奖会,这是一九六0年。
看来,《星星》设陷井要把我打成胡同式的反革命是不行了,这是谁的力量,我无法猜但也许是上面的指示,也许是重庆作协《红岩》   的好心,主持刊物的日常工作的周可风同志找到我,意思是说这场对我的批判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决定的,我总得有所表示,他建议我写一篇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的文章,侧面的或暗示性的承认自己接受批判,不然上面怎么下台?这是一九五九年初,我经过反复思索,决定接受周可风同志好心的建议,写了一篇古典诗歌值得认真学习的文章,但在文章的序言部分,我仍然指出《星星》的错误而且是别有用心的错误,经过了我一再坚持,《红岩》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号刊发了,这场斗争似乎可以划一个句号了。
我必须要说的是,这场大批判中有不少人因替我打抱不平而受到伤害,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重庆诗人张修文同意,我是要为他们的勇气而牢记在心的。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究竟是诗人气质知钷而敢改,一九六一年四川省文代会上,他在大会公开向我道歉认错,我很受感动,便面对面的批评了他的偏听偏信和官僚主义,同时指明启事者李累是道德品格很不好的人。陪我面对面批评李亚群的是音乐家、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同志。
后来有一位老同志提醒我,反右和这次大批判中我其所以能脱险,是国为我出身、经历清白等等有关,假如我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儿子,再假如我在旧政府旧军队工作过,那结果必然是大惊大险无力逃脱的,所以提醒我今后不要任性而为。
历史书页里写满了
失败者的惊悟
成功者的智慧
就看你敢不敢吸取
营养大脑
稳健脚步
 
二OO一年四月十七日
 
52  不是传奇的传奇
在大炼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我是写过诗歌颂所谓“三面红旗”的,在极左浪潮中我不能说我没有起过鼓动作用,面对历史上那一段人民的苦难岁月,我不能说我没有错误,不管客观上有多少原因,主观上至少有两条值得认真检查和反省,一是脱离老百姓,二是盲目相信报纸上的报道。还有一点,由于脱离人民群众,没有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相信和服从党组织的话,写出了一些假大空的诗。使我认识到错误不再写假大空地诗的,是一件不是传奇的传奇故事了。
那是一九六0年秋末,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家乡发来的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要我立刻赶回去料理父亲的后事,但电报没有写明是谁发的,我没有多想而就向回赶,着急的是宝成铁路遇见了塌方不知何时修通,我便坐轮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去邯郸再转汽车去馆陶,这样就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走进家第一眼看见的是父亲正陪着区干部说话,区干部和父亲也吃惊我的突然回来。我拿出电报,他们也一下子猜不透是谁谎发的。区干部其所以来我家,是代表区政府向我父亲道歉,因为区里的驻我村干部吊打了我哥哥,现在经县里批准已把那个打人的区干部抓走关起来了。我看了哥哥的伤情,没有伤筋断骨也就放下心来,在区干部强烈要求甚至命令之下,当天晚上我跟着他到区政府去吃饭去住宿。因为村里是大食堂制,按村里人头发饭的,我已经不是村里的户口,当然食堂里就没有我吃的那份饭。还有,前不久大炼钢把锅都砸碎炼铁去了,每家里没有了锅就是有粮也无法做饭,而大炼钢时一季庄稼烂在地里没有劳力收,公粮仍要照数交,各家各户家里的一点存粮也用光了。现在是统购之数超过实收之数,食堂里只能每顿每人供应两碗半稀半干的红薯饭,就是父亲忍饿要你吃,你能咽得下去!因此我也只有到区里去吃去住,所幸的是那时候馆陶县合并于冠县,馆陶区政府就在北馆陶镇,距家只有三里路。
在回区政府的路上那位好心的干部才告诉我,大家都吃不饱,饿得疾病多起来,有些地方有饿死人的事发生,大家为了活命,偷拿一点地里的红薯萝卜北瓜是难免的。你哥也偷拿了两只北瓜被翻出来。那驻村干部是一个二杆子,在部队上当排长,退伍回来留在区里当武装助理,政策水平低,怎么能吊打一个革命家属呢,县里区里领导都很生气,按纪律只有关起来。
到了区里正赶上吃晚饭,区里干部也是按份按斤两供应,每顿每人一碗红薯稀饭两个玉米窝窝头里面还掺着红薯叶子,咸菜是萝卜条。我心里很难过,不是因为饭菜吃不下去,而是我的来给区里添了麻烦,分吃了他们本来不够吃的口粮。于是第二天我要求我到饭馆吃饭,区里干部大约怕我吃不惯他们的饭,就同意了,并派干部陪我到了区府对门的一家饭馆和他们打招呼,要他们好好照顾,还说了一句:“这可是一位老八路老干部。”
我吃了两天特别照顾的饭之后——每顿两张荞  面饼或两个玉米和高粱面混和卷子,菜是茄子丝或萝卜丝——这才知道饭馆卖的饭也是计划供应的粮,每天只供应七斤,可见农村和小城镇粮食困难的程度。因为每天回家看见父母、哥、嫂和侄子侄女每天都吃不饱,有的还害起了水肿病,为了减少肚子饿的痛苦,天刚黑就上床睡觉去了。造成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气,而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全部被“统购”走了,有的区粮食全部收走还不够,因为一级又一级的干部怕被拔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据区里的一个干部暗地里对我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就是有名的“高产书记”,两年里升了五级,从一个乡长升到了县的第一把手。
有一天在回家路上卫河边等渡船时,听到了一首民谣:
翻身翻身地荒荒
解放解放肚无粮
老天可怜给条路
走亲探友不要章
我问摆船老人,最后一句怎么解,老人说打日本鬼子的老法子又拿出来了,走亲探龙村人和村人来往要有生产队盖章的路条。
“全县都是这样吗?”
“村和村不一样,区和区不一样,河东河西也不一样,就看官儿善多善少了。”
他说那样做了一段日子,后来就只对地富家里的人出门要带路条了。
但不管怎么样说,拿来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方法来对待老百姓,而且是帮着我们打了十多年仗的百姓,于情于理都是错误的而且应当说是犯罪的。
看着父母二老每天只吃那三顿汤菜饭,心如千针乱刺,我就要求饭馆多为我做了十多张荞  饼,又要区干部帮忙灌了五斤猪油带回了家,母亲笑着说:“你不要多操心犯了公家的规矩,放心吧,饿不死你老爹老娘。”说罢领我走进里屋,拉开几捆编铺团子用的麦杆,原来里边藏着大半布袋干枣:“大炼钢砍走了咱家十八棵枣树,总算还留下了院里这三棵,打的枣我多了一个心眼就晒干藏了起来,我和你爹每天晚上吃一把……”娘虽然笑得那样得意,我觉得娘说的每一个字都好象一块砖砸在我的胸膛。我知道母亲是决不会离开家的,就商定父亲到我那里去住,把那大半布袋干枣留给母亲。
出我意外的是哥哥,他能起床走路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我向上面求情把吊打他的人放了:“他是个实心眼,是上人家的当才犯错的。”经他说明我才知道村里的大队长和支羽一些干部背地里吃白馍吃鸡肉,驻村干部来了就不敢了。就想把好赶走,鼓动他打过几个人都算白条了,上面并没有把他调走。这才想出让他打一个不能白打的人,因为我哥也是一个老八路,我又在外面工作,县里区里都知道。于是,摘了两个北瓜偷埋在我家的柴垛里,然后向驻村干部报告,果然在我家柴垛里翻出了北瓜,于是就叫民兵吊打了我哥哥,而且这边打人那边就派人向区里县里报告:“老革命家属被吊打了。”还怕上面听了报告不管,就派人给我发了电报。
县里知道确实很生气,就下令把打人的人关进了公安局。
我找生产大队和党支书问情况,他们不敢见我,都是叔叔大伯街坊邻居怕什么呢,作了错事改了就好了,何必躲,其实躲也是一种认错,知道错了不敢见人嘛,找来民兵排长,他倒说了实话,吊打人时他借故躲开了。说党支书所以决心赶走驻村干部,是因为他相好的一个女人被驻村干部霸占了,但哥哥说是那女人不好,好吃懒作和不少人睡过觉。看见哥哥是原谅是可怜同情吊打他的他的人的,哥哥的胸怀和人格感动了我,打算亲自去县讲情况,放出那个犯纪律的干部,就给父亲留下路费,让他一人先去重庆和我同住,我自己去县委讲情况。
在山东冠县委招待所,第一次谈得很好,可能因为我是作家之故,县委宣传部长也在坐,公安局长也来了,听我讲了情况之后,主要由县委书记说话,这才知道他们也作了调查,给我发电报的人也找到了,他们调查的情况大体上和我了解的相一致,他们正在研究处理方案,我也就不便说什么了。但和县委书记单独交换意见时我就忍不住性子了,不仅仅他那没有动静的脸上肌肉的冷,还因他那双细窄眼睛里的光,是权的自夸还是官位的自傲?总之是从手到脚从胸脯到面孔,都给人一种善用心计的小人得志之感,但他并没有说什么惹人生气的话,只是另有所思的听,对这种另一样摆官架子的官,我不客气的讲了我的所见所闻,并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应当是主子,为了加强我批评的力和气还专门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最后我说公仆不能把主人当成奴隶管制起来,把自己变成大小奴隶主!但他给我耍了两面派,当面接受我对县里工作的批评,并给我戴高帽子,一口一个“老干部”、“老领导”等等。但我回到重庆的当天,办公室就通知我立即赶往成都去四川省委组织部,原来冠县的告状信比我还快的到了四川,告我污骂和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幸亏组织部长徐   (他也是省委书记)是冠县人,知道家乡的一些实际情况,听了我的回乡情况汇报之后,只批评了一句:“你不该回家,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我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我还不是成熟的文学家,我的灵魂还不干净,我所见我所闻的人民的苦难我还不能也不敢写出来,虽然写出来也没有报刊敢发表,但我主要顾及的是怕给自己带来灾祸!假大空的作品我是不会再写了,而人民的苦难我能写而又不敢写,就只有写应当写也很值得写的抗日战争生活了。就这样,我写出了我的第一个话剧剧本《风雪剑》和我在抗日战争战斗生活的长诗《紫燕传》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在我的内心深处,写这些作品还是想暗示共产党人应当怎样对待人民以及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为此我专门构思、组织了《紫燕传》的第三部《黄河红帆》,想借此提醒所有的共产党员:“老百姓是我们的母亲,不要忘恩负义!”
痛心的是我生命的那一段
热腾腾的血
滋养的土地
长出的并不是花果
而是藤条
捆绑生我养我的亲人
 
二OO一年四月十八日
 
55  愚蠢的走进文革
我是怀着恐悸和希期进入文化大革命的,但希望少于恐惧,因为那时候我正和陈  等两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在成昆铁路乌丝河隧道工地生活和劳动。由于交通不方便,我们读的文件来得比较晚,上面要求我们认真细读和学习王    同志的《桃园经验》,大家在会上都不敢多说什么,但内心里是恐悸的,那么个弄法干部中还有好人吗?资产阶级尾巴割得鸡也不敢喂,农民的日子怎么过?有一天从工程专用电话上传来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说《桃园经验》是形左实右不要再学习,这才松了一口气,大约不会再左下去了,但心里仍不安,不知道上面出了什么问题,那“行左实右”不行,而“行左实右”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我太害怕左了,总喜欢向右的方面思索上面的意图。也许这里诗人的毛病,认为老百姓刚有了半碗饭吃,还能再左下去?正在这时四川省文联来了通知,要我们立即赶回机关参加学习,也许,文学界也要纠正左吧?
云南和贵州组建了自己的作家协会之后,重庆作协就没有了西南地区作协的职能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从重庆移迁成都变为四川作协了。但我没有随机关到成都,但人还是四川作协的人,作为专业作家留在重庆生活和写作,所以从铁 铁工地回机关就住在一间办公室里而且在机关食堂吃饭,参加机关学习。江青受林彪委托在部队文艺座谈上的纪要,我心里冷了,按“纪要”的说法,除了“东方红”什么歌也不能唱什么电影也不能演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行左实右,那“纪要”又是什么呢?但这些只能在心里想是不能在嘴上说的,我有点替王光美打抱不平,只因为江青是你毛泽东的老婆就这样一样的事情两个样的对待吗?我希望能看到毛泽东主席对“纪要”也批一句“行左实右”,但我等到的却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三·一五》通知。接着是文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王聚贤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有高婴一个作家,又接着省委工作组进驻了文联,混战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四川文联正式开始,点名批判李亚群沙丁和艾   等。但我并不惊奇,因为北京揪出了周杨、郡全  、田汉等一大批人,下边也得照着这个模式办,大字报开始只限制在一间屋子里,后来扩大以整个院子,人类历史上不用枪不用刀的一场互相残杀的战场在大字报上展开。
老实说,这时候我发出了私心,要借机报复打击过我的人,用大字报讨债,向谁讨呢?李亚群副部长,他给我的伤害六一年已经向我认了错,而且是当着全省文艺界代表赔礼认错,我也当面批评了他,我和他的债已经清了。而且他现在已经“落井”,你能“下石”吗?落井下石的人不能当,虽然文革领导小组要我写李亚群的大字报,我还是没有写,我说“讨歌下放的大批判”六一年已经说清楚了,没有什么好写的了。
“平时你听到他什么言论也可以揭发。”
“他在上面,我在下面,平时很少见面,和他接触多的是你们。”
工作组对我的态度很生气,批评我路线斗争不积极,我嘴上不敢说,心里想我敢积极吗,再积极斗争下去,老百姓又会没有饭吃了。
我想过报复柯岗,但六一年党的会议上面对面和他算了帐,旧帐重算是小人作为,因此也没有给他写大字报。
剩下的伤害我最重的是李累和安旗,至于诗人傅仇,他只是胆小不敢不把我给他的私人信上交给李累,活得够可怜的了。只有同情,便开始给李累和安旗写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悔恨自己作为的,大家都在苦海之中,不能互相救援而是互相摧残,说明我人性中的另一面的丑隔,我给李累的大字报是说他是   拦宗派巧玩手段的漏网右派,给安旗的大字报是说她借写评论古典诗歌的文章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这当然是鸡蛋里面找骨头,这都是我灵魂不干净的表现。
我所以叙说我的私心报复,是要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很善于揣摸人们的心思,他知道解放以来尤其是反右以来,人与人之间人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等等各阶层的人们,在各种各样运动和斗争中积累了许多怨恨,这许许多多被伤害过人的心情,必然的要传给他们的孩子们,而且,在这些怨恨情绪忍受和挣扎之中又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追求,伟大的策略家就把这一切向一切鼓动和组织起来,便有了中国独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完成他想完成的独创!但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低估了“人之初,性本善”这句古语的力量。
但我想叙说的还是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常处在自省自悔自悟的状态。
悔恨是一种顿悟
顿悟愚昧的日子里
在他人心上
留下的创伤
暗咬着自己的良知
报复是人性不成熟的表现。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当淡化更不应当遗忘,它应当如实的记录下来留在人类文明史中,从反面丰富我们的子孙,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用血泪积累的财富。
大约李累和安旗是上面想保护的人物,我的大字报贴出来不久,出现了一张我的大字报,写大字报的人是文联党组原秘书,后提升为《四川文学》副主编王益  先生,他是领导小组组长王聚贤的红人,那张大字报揭发我拿了苏修的卢布,那时我国正和苏联的关系恶劣,暗示我和苏修报刊有特殊关系,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改革开放不同,苏联报刊向我约稿是通过作家协会组织进行的,给我的约稿信就是四川作协办公室交我的,我的稿件也是交四川作协,由他们寄的。大字报突然提出要我交待拿了多少卢布,我惊愕了半天才明白这是故意把文革之火向我身上引,因为苏联寄来的稿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便写了一张讨要卢布的大字报贴在王益  那张大字报旁边,意思是说我没有收到苏修的稿费,那卢布一定被你王益  贪污了,因为当时你是党组秘书,一切和海外的来往信件都必须经过你们。结果是,要向我身上引的火一下子反烧向王益  先生身上了,因为他的工作作风早使大家看不灌了,他的大字报一下多得贴了半间屋子。
没有料到的是,对于我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正式展开了起来。首先,王聚贤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手拍桌子很严厉的指责我破坏了组织上的工作部署,甚至说我是有意捣乱。要我准备接受群众的批判,认真准备交待和检查,省委工作组组长的面孔也遇见我突然黑了起来,好象有一道无声——也许背后有声的命令,我的大字报也多了起来,我奉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那内容好象另造了一个我,我不可能有的事也有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是愚蠢的闹剧而且是由自己的私心报复所引发。领导小组要保李累和安旗,而我的大字报却打破了他们的保,就要王益  出来贴大字报向我身上引火,而我反要把火烧回去,烧到王聚贤的亲信身上,于是决定对我全面扑杀。这可能是我的性格产生的必然,如果我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沉默无语,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就会改观。
我演悲剧,王聚贤们也在演悲剧,他只照省委的指示办事,作出程序让省委看重自己提拔自己,因为他是从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位上调来的,按级别他应当是省委宣传部长,可是却只给他一个省文联党组书记,他不设法保护文联的地方势力行吗?他不积极执行省委意图行吗?但毛泽东主席比省委书记李井泉大而高,于是《炮大司令部》一张大字报之后,学生红卫兵和文联的造反派结合起来,既打垮了王聚贤们的文革领导小组也赶跑了省委工作组,王聚贤从领导群众运动之长变成了群众运动的攻击对象。
就这样,四川文联变成了“毛泽东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开始了武斗。张柯岗被造反派绑架之后,我为了生命的安全,逃出了文联,变成了流浪汉……
傲蛮是一种愚蠢,是
举起自己的头颅
当石头
投向
假设的敌人
 
二OO一年四月十九日
96  意外的真情假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你斗我我斗你的年月里,人们多生长出了自我保护意识,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多面性,我也不能例外。在重庆处理了岳母的后事,正准备回   所谓的“五·七”干校,画家牛文找到了我,拿着一大包画稿,那是他们为了批判林彪创作的一大组木刻画《奴隶颂》,是表现大彝族凉山人民生活的。因为十多年前牛文他们创作的反映西藏生活的画集《雪山红日》由我配诗出版了,他们这次又要我配诗。我详细的读了画,看中了暗藏在画面里的两个思想或者叫两个主题,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二是新的奴隶主,这两条不仅是林彪的也是江青们许多人共有的,尤其是打着红旗的奴隶主仍要把过去的奴隶当成新的奴隶,心中暗暗高兴便接受了。但在诗的构思和创作中又只有用暗示和影射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这组长诗式的组诗很快便完成了。在形式上我  去了我常用的比较有节制的近似格律的东西,采用了艾青常用的适于朗颂的自由体。牛文们很满意,拿去请市革委宣传组头头,原十三军文艺处长审查,他也很欣赏,又找来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朱局长来看,他原是画家,对这种画家诗人合作和结果十分高兴,我也高兴,高兴他们没有看出我的暗示,也许他们看出了,如我一样埋在心里罢了。
但这件《奴隶颂》的创作却引来了一个我不愿接受的任务。
有一天下午重庆市文化局革委会朱局长拉我去他家吃饭,他是很诚实的老红军,我对他历来很尊敬,拉我去吃饭,我不能不去。饭后他告诉我他的一个设想和计划,那就是要编辑、出版一部歌颂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诗集。毛泽东两次来重庆,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他来重庆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二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他来重庆视察,去了重庆钢铁厂、建设机械厂和长江。朱局长要求我主持和组织这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我听了以后心里十分为难了,首先是我对毛泽东主席的敬重程度已经大大改变。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是百分这二百敬重他的,虽然对他主张的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国家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多灾难,由于对上面的斗争不了解,还认为不一定是毛泽东主席一人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是他一人发动的,放出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大群恶狠害死了那么多革命大功臣,这是人类史上少有的大恶大罪,狠有罪支配狠的人罪更大,尤其是那杀功臣的方法,朱元璋杀功臣是自己操刀,而文化大革命却是鼓动不明真象又怀有各自野心的群众摧残人的自尊和肉体而死,而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农村乱得农民不能种地,这样的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我组织人歌他的功颂他的德,我就难以接受了。但我不敢说出我的思想,那是要杀脑袋的,杀了我只是一条命,还有父母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黑户,再说,如果我不接受这项任务,也可能有同样的恶果,还杀了朱局长要我编书的一片好心。然而,我又在感情上良心上不愿再歌颂他。我不计较我的三年监牢之苦,但我不能也不敢忘记那些老功臣的惨死。便借口我一个人很难完成,要请几位诗人合作才行,朱局长同意了。第二天我开了一张几位合作诗人的名单,朱局长可能和市革委宣传组长商时不定期,只同意了张继楼同志一人,要我找一些业余作者协助我完成,并告诉我此工作的一切经费由文化局提供。这样,在政治危险遍布的岁月,为了保住自己不再遭灾祸,就约了工人诗人徐同志王长富和郭九麟胡永方等人,由我和张继楼领着去毛泽东主席住过的地方和视察过的地方访问,每到一个地方,除了访问见过毛泽东主席面的老工人和干部之外,还把那个  位的爱好诗歌的青年组织起来,听老工人和干部谈毛泽东主席视察的详情,然后由青年诗歌爱好者进行讨论寻找,研究出他们打算写的情节,并帮助他们分析,一首诗一首诗的理出构思的角度,直到他们写出初稿,帮助他们找出修改和提高的具体方案才离开。在重钢在建设厂我和工人们在一起,心情是比较好的。但在长江我登上毛泽东主席坐过的昆仑号豪华客轮,沿江而下组织长航局人员写诗时,我的心绪怎么也好不起来了。不是因为我在这段江流上被追捕被关进牢房,而是又想起来了那次逃亡中的所见所闻,轮船被造反兵团改装成炮舰边走边打炮,江面上不断看到红卫兵的浮尸,还有枪炮声中偶然听到的拉船人的号子声,那是很悲凉的,悲凉得好象江水在哭。
长江水美呀,哎嘈嘈
长法水贵呀,哎嘈嘈
水美水贵哎,哎嘈嘈
全是血泪喂哎,嘈嘈
此时此刻,在号称中国第一轮的豪华客厅里,望着窗外仍在奔流的长江水,似乎仍有那船号子声推着轮船走,我心里也想学唱一  船号子歌了,以舒发忧闷的心:
天非天呀
地非地
子害父呀
兄残弟
你斗我杀可时了
长江默无语
胡永方是长航局干部,他正向张继楼徐国志等说一艘轮船被造反派的炮打沉的事,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人坐着巡逻艇制止互相炮战却被打沉,军人也被打伤,这一切都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可是今天的我却忙着组织诗歌赞颂他的伟大英明,那江面上的浮尸如果能听见能看见,会怎样咒骂我这个被称为诗人的生命,因此,把写诗的工作交给胡永方,便借故提前返回了。但我还是认认真真的把诗稿集中起来,和张继楼等反反复复修改而完成了,诗集的名字被朱局长定为《红岩村颂》。
这就是我性格上无奈中的两面性。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我耍的一个小滑头,《红岩村颂》里不能没有我的诗,这是朱局长和重庆市革委宣传组副组长早就命令的。但直接歌颂毛泽东主席的路线我已经没有了那种感情。但我又不能也不敢不写,就借口我熟悉战争生活为由提出我写一组上党战役的诗,从侧面描写毛泽东主席的重庆和平谈判。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刘伯承直接指挥地上党战役的胜利,蒋介石才被迫在谈判纪要上签字,毛泽东才能安全的回到延安。但现在的邓小平在哪里?假如上党战场牺牲的那几千战士能说话,你毛泽东怎么回答?上党战役组诗里初稿中有“在刘邓指挥下”一句,我拿去故意叫朱局长看,并说我是按照实际战况写的。朱局长看了苦笑起来:“你真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实际情况多着嘞,这样的时候能实际吗。”他拿起他的画笔改成了“在党中央指挥下。”我故意开玩笑的说那时候代表党中央在延安指挥是刘少奇。朱局长说:“现在的说法是上党战役是毛主席在重庆红岩村指挥的。”但不管怎么说,《红岩村颂》诗集里有了一组远离重庆的上党战役的作品。
我所以在这篇回忆录中留下上面的文字,是要说明我负责组织的《红岩村颂》书中有违背我感性真实的东西,虽无奈,也说明我作人的两面性。
《红岩村颂》定稿交给了朱局长,他又送到重庆市革委宣传组进行审查,结果是美好的,不仅决定立即出版而且决定由重庆话剧团组织举行专场朗颂会。
《红岩村颂》已成为历史,那就让历史严厉的目光审查吧。但在那处处没有安全的岁月,给我带来了安全。我的没有按时回“五·七”干校,是必须受到批判的,由于重庆市革委宣传组给“五·七”干校写了一封表扬信,我的延期回校的问题也就没有追究了。反而要我写一个独幕话剧,题材是反映知青下农村,因为一千多名省机关干部都担心着儿女,为了不再      ,我就接受了,就花了一周时间坐在猪棚里写出了一个小剧,反映女儿要下农村父与母之间的矛盾,上面很满意并组织人员进行了排演到各营演出。
现在回想起来,在鼓吹极左路线上,我又欠下了一笔债,也交给历史清算吧。
人生路上的脚印
是历史书面上的文字
谁也没有力量
涂布
 
二OO一年四月二十日
 
97  寒冬,在黄河岸边
诗,首先是情绪的。
诗人的心灵如一张琴,由诗人身世的酸甜苦辣编织成弦,许多许多根弦,当客观社会生活的锤敲击时,便奏出各种声音。但那还不是成型的诗。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我的心我的希望顿然失去了支柱,在茫茫大雪中,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悲痛,便离开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候我在长影用写电影剧本的名义躲难),走进了北京,然而,北京不敢留,我怕我的心承受不住悲痛中的愤与恨,渴盼着爆炸又害怕着爆炸。心如掉进了冰川,冷得发僵了,便回到了故乡——山东聊城,可能是潜藏在心灵深处寻觅温热的欲望所支配。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在雪野里奔走,而且,为了掩藏心事和情绪,我对接待我的人说我是为了写一部战争年代生活的电影,来访问往日战地的。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也如我一样掩饰着心境,说一些不愿说又不得不说的话。那是在险境中生活不得不有的一种自我保护,而心呢,如冷风中颤抖的垂柳和白杨。为了表明我突然回故乡的合理性,我冒雪访问了几座我战争年代住过的村庄,并特意去看了黄河古渡口。这一趟访问给了我许多温热,在一些老战友的悄悄话中彼此交换了心境,也交谈了许多小道消息,那些小道消息若被“上面”知道,是要被砍头的,但冒险在气闷中给人快乐和轻松。而当我站在寿张县的黄河岸边,望着冰冻的河面,望着枯叶在冰面上随风滚动,望着河中间的浪头推动着冰块撞击着另外的冰块,我心灵深处的悲伤怨恨和寒冷,突然升华成意象,那战友的悄悄话和快人心的小道消息,如黄河深处水一要产组合成浪的激流拍击着凝固的冰层,于是,脑子里闪出这样的诗句:冰虽然压着浪,浪终会把冰粉碎!于是悲凄而消沉的情绪冰块般崩溃着。
老实话,我被冰雪中的黄河景状和我个人的思想惊住了,那黄河浪如我的民族我的人民一样,千代万年,养活了许多统治者又淹没了许多统治者,如古人所说:水能浮舟也能沉舟。我怀着这样的情绪回到住处,寻找着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和语言:
“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接受光明的时候。”
但又觉得这样的构思不仅太一般而且不符合我此时此地的主客观景状。深夜,窗外飘着雪,雪里,树的枝头摇动,似乎在呼唤着什么,那黄河冰冻的景象又在眼前出现。就这样涌出了《希望》的八句诗:
希望是啥?不是果不是花
希望在哪?不在春不在夏。
希望在最寒的冬天
希望在雪层冰块之下,
昨秋留下的种籽,
在泥土里沉默着,悄悄萌芽,
因此,我赞美寒冷的冻土,
是它,滋养着绿叶红花……
 
98  《十月风云》的风云
艾青说诗人要说真话实话,我是从心眼里赞佩的。同时,我认为诗人首先要面对自己的感情是否真是否实。但在那说假话升官讲真话被斗的年代,却常常是。
用眼睛说出的心思
虽没有音韵的美
总比用嘴巴说出的
要真
眼睛,在那个“三面红旗”必须高扬的岁月,可能是真实世界的唯一窗口,包括从眼睛里流出的泪水。
朱德总司令离开人世时我流了泪,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我痛哭难止,但毛泽东主席升天时我没有泪也没有哭,我也说不明白我的感情,似乎麻木似于混乱,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来才梳理清楚,那长长的叹气里有悲痛,有惋惜更有一种轻松。那悲痛是真实的,毕竟中国革命胜利里有他的奇功,说惋惜,毛泽东本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如果他专业文学,他可能是国历史上最大的作家,还有,如果他实践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的诺言,退到二线专业研究理论,他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大政治家。可惜他权欲太强又太霸道,造成了国穷民苦造成了多少人的家破人亡。所以才有我内心深处的一种轻松,压在国家和人民命运上的一座山终于自己倒塌了!也许,祖国和人民从此有了转机的希望。
正在我梳理自己的情感时,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送来了在毛泽东主席灵堂手持“红宝书”站岗的名单,我排在第三天。我不愿意为他站岗,那是一种宗教仪式,我不愿意。再说他升天了,在天上是很安全的,不安全的是他留下的地面,他放出的江青等一群狼还可能乘机搞大乱。但这只能在心里想,决不能说出口的,就只有耍花招了,借口长航局要我急赶回去——那时我在武汉长航局兼任宣传处长——谎说也是追悼毛泽东主席的事,第二天我坐飞机飞走了。
到长航局,虽没有安排我在灵堂站岗,有些会是要参加的。长航局保卫处有我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战友,他的思想和观点和我相似,认为从此中国有了希望,但在灵堂最后向毛泽东主席鞠躬告别时,他偷偷用吐沫后期在眼皮装泪,回到住处我笑他滑头,他说:“那么多眼睛望着你,你不假装悲哀能行吗?”
这件小事对我刺激很大,毛泽东主席放出的一群狼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多么普遍和严重的心灵扭曲。
突然传来了大喜讯,江青张春桥一伙被华国峰逮捕起来了,我的心如大海喜起了千尺波涛,跟着队伍上街游行,我也没有去,因为我首先提到的是一个文学家的责任:要尽快记录下这段历史,这段祖国和人民命运大转折的历史。于是,我开始从记忆里搜寻有关的信息和材料,尤其是林彪死去之后邓小平上台又下台的这段斗争史。记得有材料说上海组建了民兵兵团,还把各种机枪大炮都发给了民兵。张春桥利用他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要组织“第二武装”,就是说不管表面上叫喊批林批儒批邓声音多么高,暗地里在准备武装政变,但从正面写很难写好,而准备武装就必然要准备弹药和兵器零件,这样就离不开兵工厂,围绕着兵工厂生产兵器配件组织构思,就比较容易展开了,就抓紧时间就近跑到汉口兵工厂进行了参观和访问。
题材有了,采用什么形式表现?写小说,太慢,写话剧,看的人太少,那就写成电影剧本吧。就这样,三天四夜没有怎么睡觉写出了《十月风云》的初稿,睡了一个足觉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四人邦被打倒的第十天,我把剧本送到了峨影厂。然后睡了两天一夜,连饭也没有起来吃。
峨影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的杜天文很有胆识,他看了剧本后立即决定拍摄,认为不仅批“四人邦”的政治需要,更喜剧本塑造了一个在那种高压下敢作敢为的厂长和一位清醒而负责的省委书记。剧本送省委宣传部审查也得到积极的支持,要求峨影一定要拍好,争取庆祝打倒“四人邦”一周年时放映。
那时候的峨影厂还由四川省文化厅领导管理,副厅长陈杰作为朋友找我谈话,希望我把剧本中那个比较正派的造反头目删掉,我作了解释,文革中全民都造反都建立了造反组织,其中有好有坏,所以“四人邦”才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如果删掉那个人物,就等于凡造反都是坏人了,这样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戏中两个造反派头目一好一坏不仅保持了历史的真实也使戏容易展开。她同意了我的意见,放弃了她的要求。说实在的,我当时倒很想把一些毛泽东主席的话从人物对话中抽去或减少,画面中也不一定到处有他的像,但我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样作也失去或减弱了历史的真实。
但造反派的意见倒起了我的重视,当然他们不敢公开大叫大闹,暗中散布恶语谣言却不少,说我反“四人邦”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恶攻造反派就是恶攻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有一个高级干部说我写《十月风云》是泄愤,比反革命还反革命,甚至有人捎话威胁:《十月风云》上演之时也是雁翼死亡之日。这些反映和吓唬反使我更看重自己的劳动《十月风云》了,这说明打中了造反派的野心,他们为了追随“四人邦”抓到了权争到位是希望中国乱下去的。
几千年来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一些奸臣组织一些奸人捣乱,装神弄鬼的愚弄一些人替他们垫背抓权弄  ,造反派只不过是那些  人的翻版。
由于《十月风云》是在武汉创作的,所以就把剧本寄给了湖北作协办的刊物《长江文艺》,骆文夫妇也很看重立即发表,以推动对“四人邦”的批判,使他们意外的是刊物刚出来就被叫到省委宣传部,指责他们发表《十月风云》是攻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不请示就刊出这样的作品,无组织无纪律,要骆文夫妇作检查,他们顶住了,没有作检讨,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很难过也很赞佩,难过我给这两位老朋友带来麻烦,敬佩他们革命的责任感和敢抗拒上面来的相互思潮。为此,我专门去拜望了他们,但湖北给我的烦恼还没有摆脱掉,导演又从郑州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导演原打算在河南拍摄,还专门跑到伏中山里看了兵工厂,但河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传达了他们上面的话,说不欢迎《十月风云》在河南拍摄,并说他们河南没有发生过《十月风云》里的事。我和导演只能苦笑,我们希望他们只是中了“四人邦”的对号入座的毒,并不是因为“四人邦”打倒了心里不舒服。
这样,导演又多跑了一千多里路,在广西南宁找到了拍摄地并受到十分的欢迎和接待。终于在四川省委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了拍摄,在打倒“四人邦”一周年的一九七七年十月在全国各地放映了。
可能因为《十月风云》是反映打倒“四人邦”的第一部电影吧,文化部给了峨影国家级奖,但我和导演认为这部作品还比较粗,从艺术上说还不成熟。
《十月风云》放映过程中,全国各地报刊大约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我拜读过几篇,全是赞扬的,大约是反“四人邦”的第一部电影之故,为了鼓励,作品中的许多不足没有批评,但我和导演心中明白,作品是不成熟的。大约半年后,韩素英来中国访问,可能在北京看了《十月风云》,她专门来四川成都访问我,我们谈了一整天,似乎还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尽。也许她对我的经历对我的成长路程感兴趣,告别时他颇动感情的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立即修改她的看法:“我只应当是中国的保尔。”
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那就留给历史评判吧。
我一直认为,作家或诗人和其他职业的人们一样,他的价值在于他的劳动,我说过。
衡量人生重要的
不是官位
不是勋章
而是劳苦人民心里的
那杆秤
 
 
二OO一年四月二十一日